記得以前在台灣念書的時候，有一門課叫「公民」，所教的內容似乎著重於智、德、體三育中的德育。事隔四十多年我已不記得老師在那門課裡面教一些了，不過我想我在那堂課裡大概沒學到什麼東西，反而，老師在課堂上的一些言行卻影響了我的大半生。 公民課本裡教學生們要誠實，老師也一定在課堂裡強調誠實的重要。但是，每當督學到學校來視察時，是老師叫班長將全班的參考書收起來，藏到講台底下。我們也很合作的將書藏好，全班沒有人問老師，這種行為不是與他平時所教我們的完全相反嗎? 在老師的那種行為下，我學到了為了本身的利益，是可以說謊與作假的！ 我已記不起來此生說了多少謊，但是總覺得那些都是善意的謊言，沒有人因而受傷，所以我從來沒有為那些謊言感到抱歉或羞愧。 直到二十年前，我的小女兒要申請大學的時候。 蕾蕾在長大的過程中，一直生活在空軍的環境下，雖然我不是空軍，但是家裡有太多的空軍文物，我也有許多空軍的朋友，那些朋友在家裡與我所聊的也都是與空軍有關的事情，所以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她在初中時就決定高中畢業後要進入美國空軍官校，去當一名科技軍官。 在美國住過一陣子的人都知道，空軍官校並不是那麼容易進，除了功課要好，體育要棒之外，還要有相當的社區服務經歷，最後還要有當地的國會議員推薦，才能有被錄取的機會。因為蕾蕾在初中時就有了這個志願，所以她在初中畢業後，就開始為四年後進空軍官校的是做準備。 首先，她申請了一所在學區之外的高中，因為那個學校有軍官幼年生(Jr. ROTC)的課程，她想由那裏先體會一下軍隊中的嚴謹紀律。 再來她參加了游泳及足球（Soccer），兩項體育活動，並且每天都花上許多時間來練習，為的就是能在其中一項參加校隊。結果他在九年級時就被選入游泳校隊，這在美國高中來說是相當不容的事。 學科成績她始終保持在3.75以上，體育這項她也取的校隊資格，所差的就是社區服務的這項了。 在當時我們所住的學區內，高中生最常做的社區服務就是到醫院去當義工，然而蕾蕾在學校及游泳訓練(當時她每天要在游泳池裡泡上四個小時！)後所剩的時間卻無法與醫院配合，所以即使她佔了雙語的優勢，卻無法取得義工的工作。 在十年級下學期時，有一天她在晚餐時問我，有一個離家裡二十多哩的醫院要徵週末的義工，我可不可以讓她自己開車去。當時因為她剛剛才拿到駕照，我有一點不放心讓她自己開車，再說我也覺得她在課業及體育的雙重壓力下，體力支出的太多，如果週末再去醫院去當義工，實在是太辛苦了。 我當時想都沒想就告訴她，實在不必那麼辛苦，我可以去找我的一位醫生朋友去替她開一張證明，說她每個星期都去那裏當義務翻譯。 說完之後，我並沒覺得有什麼不對，所以就沒注意她的反應，等到我發覺她並沒有接下去說什麼時，我才抬頭看看她，當時她緊皺著眉頭，像是有什麼重大的事在困擾著她，等到她發覺我在看她之後，她才輕輕的說：「我覺得這不太好，因為這是榮譽制度。」 她的聲音不大，但我聽在耳裡卻如晴天霹靂，震的我霎那間不知說些什麼好。 「以身教者從」，我這個做爸爸的給女兒做了什麼榜樣！ 當下滿腹羞愧的向女兒道歉，同時也允許她開車去當義工，剛開始開車是會有風險，但是這是人生旅途中總要走的一段經歷，以她剛才的表現我相信她會很遵守交通規則的。 那天晚上小女兒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後來我經常的會想那件事，也會想起初來美國念大學時，看著同班同學掙扎在一些我們在高中時就會的物理題目時，我會無知的批評美國學生的程度太差。然而，在學校所學的豈僅限於科學而已？知識教育與人格教育孰輕孰重？在整個社會的運作上，科學發展固然重要，但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相處，那種所謂的「榮譽制度」卻也是不容忽視的。 美國老師所教出學生的數理程度也許不比上同年級的我國學生，但是我知道他們絕不會在學生的前面做出公然欺騙與說謊的事。 督學來的時候將參考書藏好，看起來是極其普通的事，但是學生卻學到了什麼？ 無言的身教絕對勝過老師的照本宣科！

三十多年以前，我回台灣住在一位朋友家時，看到他就讀小學的女兒在寫實驗報告，那個實驗是要學生了解蠟燭的粗細與蠟燭的所產生的亮度無關。因為那個小女孩長得很可愛，所以我就坐在她的書桌旁，看著她寫那份報告。 那個實驗報告是以問答題的方式來進行，第一題是問學生是用哪兩種蠟燭來做實驗，那個女孩回答是用了一支一公分直徑與一支五公分直徑的蠟燭來做的實驗，當時我看了就覺得奇怪，哪裡去找直徑五公分的蠟燭？不過我想大概是為了實驗，學校特別提供的蠟燭，所以我就沒說什麼。 第二題是問這兩根蠟燭是那一個比較亮，那個女孩寫著「一樣亮」。我看之後，就問那女孩，那兩根蠟燭的燈蕊有多長？結果那個女孩的回答讓我大吃一驚，她說：「不知道。」 做了實驗怎麼會不知道蠟燭的燈蕊有多長？我繼續問那女孩。 沒想到那女孩告訴我，他們根本沒有做實驗，那些答案都是老師給的標準答案，讓他們寫在作業簿上的。原來這種科目在學校裡是不被重視的，所以老師就將標準答案告訴學生，讓學生寫在作業簿上交差了事。 我當時天真的想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教育時機，於是我去找一根普通的白蠟燭及一根細小的生日蛋糕上的蠟燭，將那兩根蠟燭的燈蕊先弄的一樣長，然後在她前面將那兩根蠟燭點燃，讓她親自去觀察哪根蠟燭較亮，因為那兩隻燈蕊不一樣粗，所以很自然的可以看出白蠟燭比較亮。我又將細小蠟燭的燈蕊拉長，再點燃之後就可以看出小蠟燭比較亮了。做完這簡短的實驗後，她似乎很興奮，因為她沒有想到同樣的蠟燭竟可以有不同的亮度。 我讓她將她所看到現象寫到實驗報告裡去，她有些遲疑，我問她為什麼不願意將所觀察到的現象寫在作業簿上？ 「老師會生氣，因為那不是標準答案。」她說。 我當時聽了之後，楞了好一陣子才回過神來，原來那裏不是美國，考試及習題都是有「標準答案」的！ 但是，不管是在台灣或美國，人生所遭遇的挑戰裡，都有個標準答案嗎？ 我很瞭解這種每個考題都有標準答案的背景，因為我也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而且我也受過沒有按照「標準答案」作答而被老師羞辱的痛苦。那是在國文課上，讀完了一篇「核舟記」的古文之後，老師要我們寫一篇「讀『核舟記』後感」的作文，當時全班大概都寫的是由那篇文章可以了解到我國古代的精緻手藝等等歌功頌德似的文章，但是我的觀點卻是如果我們一直注重在那些「雕蟲小技」，我國的科技永遠無法再上一重樓，這個觀點顯然與老師心目中的「標準」有些差距，那篇文章我拿個零分，老師還當眾問我，既然是我不齒的「雕蟲小技」，我可有更高的本領？ 所以一直到我在美國唸大學，我都是很循規蹈矩的在考試時寫下「標準答案」，而我在大學理念的是理工科，所以所有的考試題也真是只有一個「標準答案」，這種行為一直維持到我修的那門「美國政府」。 那門課是我的選修課之一，當初選這門課也是有著取巧的心理，因為在那些深奧必修課的壓力之下，我想選一些比較「簡單」一點的課，來維持每學期自我設下的「最少15個學分」標準。 教那門課的老師是一位嬉皮型的教授，滿頭長髮，深度近視眼鏡，說起美國政府的各個部門時，會先按照課本說那個設立那個部門的主旨，及它的功用，然後他會用當前的案件來批評那些部門的官僚，當時正是美國被越戰拖的焦頭爛額的時候，社會上一片反戰、反政府的風氣，所以那門課在那位教授的講授下，很得學生們的讚賞，那時我雖然對整個美國政府及社會風氣不太瞭解，但是也很欣賞他那種以正反兩面來看一件事的方法。 期考之前，他沒有給我們所謂的考前提要，只是宣布那將是一個「Open Book」的考試，而且考試將在圖書館舉行，我們除了教科書外，也可以參考圖書館裡的任一本書。 在那之前我沒有經歷過任何一場可以看書的考試，同時我覺得這門課所能問的問題該就是美國有哪些部門，各個部門的作用及相關的管制是什麼，這些資料在書上都可以很容易就找到，所以我覺得該是一場很輕鬆的考試。 直到我看到考卷！ 考卷上只有一個題目，「如果獨立宣言在當今的美國社會上發表，會對美國政府的哪一個部門衝擊最大？為什麼？」 天哪！這哪是考試？這是要我們寫一本書哪！這除了要了解獨立宣言之外，還要瞭解美國政府的每個部門，我看著那個題目直流冷汗，真是不知道我該如何作答，美國政府的每個部門不都是按照憲法而設立的嗎？而憲法不是以獨立宣言為藍圖的嗎？這種情形下怎麼會有什麼樣的衝擊？ 我開始想，教授出這個題目時，他心中的「標準答案」是什麼？然後我想到他上課時所用的方法，任何事都有正反兩面，一百多年前的獨立宣言在當今的社會環境下，當然會有所不適用的狀況，只是，是哪些不適用的狀況呢？ 那時我的心態還是台灣傳統的考試心態，總是琢磨著什麼是「標準答案」。所以我一直在想著教授在上課時所特別提到的一些「失常」的部門，想著那些部門該就是所謂被衝擊最大的部門。 […]

民國五十五年，我在徐匯初中修業期滿，但是因為有三科不及格，其中還包括了一科主科（數學59分），所以必須留校再唸一年初三。家中兩老見到成績單後，認為那是奇恥大辱，王家怎會出了如此不肖子孫？老爸氣得根本不理我，老媽在憤怒之餘，卻認為事情仍有轉機，她下令我以同等學歷去參加新竹的高中聯考，因為如果僥倖考取的話，那麼他們的朋友及同事們就不會有人知道我被留級的這件丟人的事。 當年的我不愛念書是事實，但是因為記憶要比一般人要好，同時也有一些小聰明，所以在狠拼了兩個星期之後，竟然真讓我矇進了新竹中學。放榜的那天晚上，老爸難得的對我笑了笑。 雖然進了高中，但是不愛念書的習性卻絲毫沒改，對空軍的痴迷更是讓我整天儘是幻想著一些天馬行空，不著邊際的事，南寮海邊的新竹空軍基地更是我蹺課時最常去的地點。 那時我也開始學著寫作，幾篇有關空軍的創作先後在青年戰士報（如今的青年日報）刊登，拿了稿費之後，心就開始野了，逃學的範圍野就由新竹延伸到了台北。 當時我和另一位同學，經常在第二堂課下課之後，偷偷地由學校後面的十八尖山方面逃離校園，然後先到一家熟識的冰果店去將制服換下，再搭十點多的直達車直奔台北。雖然我家一直在頭份，但是初中三年我是在台北度過的，所以到了台北之後，我就像老虎回到了森林中一般的自在，帶著那位鮮有機會到台北的同學，下車之後直奔西門町而去。 我們通常先會在中華商場的小吃店吃點東西，然後再到西門町去看下午的第一場電影。電影散場之後，我們會到重慶南路的書店去閒逛，看著那一排排擺滿了書的書架，幻想著哪天我也能寫一本書放在那些書架上。 五點左右，不管我們在書店看的書有多吸引人，我們都會將它放下，然後前往總統府旁邊的法院。其實到法院真是醉翁之意… 去法院是因為它的對面是北一女！ 五點多時正是北一女放學的時候，法院前面的公車站站滿了一群女學生，我及那位同學就坐在法院前面的矮牆上，看著那一長排在等車的小綠綠。 因為那群女學生都是面對著學校在排隊，所以坐在法院前面的我們就看不到她們的臉，僅能看到她們的背後，及露在黑裙下的一雙小腿。 十五、六歲的我們對於女生是充滿了好奇心，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男女生是不可以隨意交往的，所以我們倆坐在法院的矮牆上，對著那些女生也僅能「論足」而已，根本不敢前去搭訕的。 既然在我們所在的地方看不到她們的臉孔，我們的注意力就一直放在那一排排的小腿上，一學期下來，四、五次的蹺課到台北之後，我竟然認識了幾雙小腿。 其中有一雙小腿在右腿近膝蓋的內側有一塊不算小的胎記，所以印象就非常深刻。 升高二之後，老師逼的比較緊，同時學校也開始每堂課點名，所以我們只能趁機逃一、兩堂課而已，不再有整天逃課到台北的機會，同時也斷絕了我們在法院前面看小腿的機會。 沒想到多年之後，在距離台灣半個地球之遠的美國，我竟然有兩次機會與那雙有胎記的腿相遇！ 1972年我在紐約唸大學的時候，參加了當年夏天在羅德島所舉辦的美東大專校友聯誼會，有一天我剛由游泳池中出來，就看到那雙有胎記的腿就站在池邊，看著那雙腿，我當時真有他鄉遇故知的激動，於是趕緊出了泳池，和她打了聲招呼。 她回過頭來，看了看我，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的看到她的臉。 她臉上有點疑惑的表情，這也難怪，因為我們根本不認識，而我在那時也才回過神來，原來我竟然和一個根本不相識的人，打了一個那麼熱情的招呼，這下一步該怎麼走？ 意識到自己的失態，我趕緊說我認錯人了，然後在她轉頭走開之前，我又問了他是不是北一女的，她又看了看我，似乎要確定我不是那種隨便在路上找女孩搭訕的人，然後她點了點頭，並問我怎麼知道的，被她這麼一問，我情急之下只能說我覺得她有北一女學生的氣質。 她似乎對這答案不很滿意，或是她覺得這是一種老掉牙的勾搭手法，她沒再說什麼就走了，留下我一個人怔在游泳池邊，想著自己怎麼那麼的糊塗與笨拙。 又過了三十多年之後，我已經搬到舊金山灣區定居，有一天在永和超市旁的世界書局看書時，一位太太由我旁邊走過，我因為是低著頭在看書，所以我一眼就又見到了那個小腿上的胎記！ 我猛一抬頭，和她打了一個照面，雖然在羅德島曾見過她一面，但是我已經完全不記得她的長相了，然而根據那個胎記，我知道我又遇到她了。 […]

做為一個單親爸爸，實在有許多想不到的問題。 1982年，薇薇經常在由學校回家之後，告訴我他同學的媽媽在他們放學之後都會替他們烤個蛋糕，她雖然沒有明說，但是我可以感覺到她心裡對這件事的渴望，其實我也知道她所嚮往的也許並不是那個蛋糕，而是那種屬於母女之間的互動。 為了彌補她與她妹妹這種沒有母親在身邊的遺憾，我決定父兼母職的也替她們去烤一個蛋糕。 要烤蛋糕先要有食譜，我找了一個相當會烹飪的同事太太，向她要一份烤蛋糕的食譜。 她先問我要烤甚麼樣的蛋糕？這把我問倒了，蛋糕就是蛋糕唄，難道還有幾種不同的蛋糕？於是我就說：「隨便哪種蛋糕都可以。」 不知她是故意整我，還是她手邊剛好只有一份「起士蛋糕」（Cheese Cake）的食譜，她就給了我一份起士蛋糕的食譜。 不知您相不相信，在那之前我不但沒有吃過起士蛋糕，就連聽都沒聽過（在五零年代台灣長大的孩子們，大概沒有幾個在小時候聽過這種蛋糕，而到美國之後，做為一個窮留學生，唯一吃過的點心就是Reese的巧克力包花生醬），所以我認為起士蛋糕就是蛋糕裡加上起士而已！ 有了食譜之後，我就到超市去買材料，就是那時我才警覺到這個蛋糕大概與普通蛋糕不同，因為那個食譜上沒有麵粉，我在超市裡找了一位太太，將我的食譜給她看了看，並問她那個食譜上的材料是否齊全？那位太太看了之後告訴我那個食譜是一位叫甚麼Child的很有名的烹飪家所寫的，所以我不必擔心，所需要的材料都在食譜上。 於是，我就買了材料，並照著食譜一步一步的去做那個「起士蛋糕」，在這過程中我發現做蛋糕其實不難，而兩個小丫頭在旁邊看著爸爸圍著圍裙替她們烤蛋糕，也是相當的興奮，我們在歡樂中將那個蛋糕做好，並送進烤箱。 一個多鐘頭之後，當我將那個蛋糕由烤箱中取出來時，我的心一下子就沈了下去，這個蛋糕怎麼沒有像一般蛋糕一樣「發」起來？我哪裡做錯了？ 我把哪個食譜再看了一遍，覺得並沒有漏掉任何一個步驟，或少放任何一項材料，但是這個蛋糕怎麼是這個德行？ 當時還有另外一個麻煩，食譜上說蛋糕由烤箱裡取出來之後，要先「冷」五個鐘頭才可食用，可是兩個小丫頭已經等不及了，拿著叉子迫不及待要嚐一嚐這個爸爸烤的蛋糕。 於是，我讓她們先挖一小塊來嚐嚐，然後，我也挖了一塊來嚐一口，因為我們都沒吃過「起士蛋糕」，所以根本不知道那種蛋糕該是甚麼味道，但是我們都覺得那個蛋糕味道不錯。 結果，我們一會兒嚐一口，一會兒嚐一口的，不到兩個鐘頭那個蛋糕就被我們嚐完了！ 第二個星期，我到超市裡去買一個冷凍的起士蛋糕，兩個女兒吃了之後，都覺得沒有我們自己做的好吃。 當然，有甚麼蛋糕比得上爸爸的愛心蛋糕呢？

民國五十年的一個初春夜晚，桃園空軍基地的落地航線上有一架黑色的飛機正在下滑，當那架飛機落在跑道上之後，引擎的聲音立刻開始以高頻加速，飛機也開始重新爬高，內行人一看就知道那架飛機正在練習「落地重飛」的課目，那是一個相當基本的飛行課目，只是那天就在飛機剛爬到一百多呎的高度時，飛機的左翼開始下垂，而且是大幅度的下垂，坐在跑道頭通訊車裡的王太佑看著那迅速下垂的紅燈知道那架飛機遇上大麻煩了，他按下麥克風的按鈕正要提醒那位飛行員蹬右舵來改正時，那架飛機已經墜落在跑道旁，一陣橘紅色的火焰吞噬了那架飛機，一個茁壯的生命也隨著那團火焰而灰飛湮滅！ 那架飛機的飛行員是黑貓中隊的郄耀華少校，他那晚所駕駛的飛機是在最近幾年被人傳頌多時的U2高空偵察機，只是在他殉職的時候，U2還屬於最高國家機密，不要說一般國人，就連空軍本身知道那種飛機的也沒幾個人，所以為了保密，當時空軍極為低調的處理了這第一位為國犧牲的黑貓隊員後事。在郄耀華殉職後近半個世紀的今天，黑貓中隊的秘密已經完全公開，坊間對於這個中隊的許多內幕都有詳細的報導，但是在提到殉難的黑貓時，對於郄耀華的報導卻不多，因此在他殉國五十餘年後的今天，我想在此簡單的將他的事蹟介紹給國人。首先，目前一些書籍雜誌在提到郄耀華的時候，往往將他的姓寫成「郗」，其實這是不對的，我想這是因為「郄」(音『係』)字不是常用字，所以不熟悉的人往往就寫成「郗」(音『吃』)，而時間久了之後，大家就真的以為他是姓『郗』了，這種錯誤是對烈士相當的不敬。郄耀華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三日生於河北平山，父親也是軍人，民國二十九年抗戰期間郄耀華考入空軍幼年學校第一期，據他當時的同學表示他是相當豪爽，並不拘小節的人，那時幼校的學生零用錢有限，但是他在同學有需要的時候，會毫不遲疑的將他的零花錢拿出來救急。民國三十四年他幼校畢業之後，進入空軍官校二十六期接受飛行訓練，他是那種很有飛行天分的人，任何飛行課目只要教官示範一遍，他就可以很快的依樣畫葫蘆般的重複一遍，所以畢業之後，空軍就把他留在學校當教官，希望他能將他的技術傳授給後期的學弟們。軍人是以服從為天職，所以儘管他的願望是進入戰鬥部隊作為一位可以直接殺敵致果的戰鬥機飛行員，他還是留在官校當了幾年的教官，但是在那段期間他還是一直在想辦法調到戰鬥部隊。在官校當教官的時候，他與岡山空小的吳琇臨老師成婚，並在次年生下獨子羅理，那時軍人待遇不好，他除了本身家庭之外，還要負擔他母親及妹妹的生活費用，所以那時他的經濟壓力很大，但是即使如此，他對於有求於他的軍中同袍，仍是盡可能的接濟。民國四十二年空軍開始換裝噴射機，急需一批飛行技術優良的年輕飛行員，郄耀華就在那時達成了他的宿願，他被遴選入空軍第一大隊，成為空軍第一批接收F-84G噴射戰鬥機的飛行員之一。在民國四十年代初期，台灣海峽上空是硝煙不斷，國共雙方經常的在大陸沿海各地發生爭戰，那段期間郄耀華幾乎是無役不從，其中較為重要的幾次戰役是民國四十四年一月轟炸廈門之役，及當年十二月間轟炸虎頭山之役。民國四十八年，空軍總部遴選飛行軍官赴美接受U2高空偵察機訓練，郄耀華又以優異的飛行技術入選，他在當年三月隨同華錫鈞、王太佑、許仲葵、楊世駒及陳懷等六人前往美國勞夫林空軍基地受訓。中華民國空軍的U2部隊，俗稱黑貓中隊，於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在桃園成軍，但在尚未對大陸進行偵照之前，郄耀華少校就在民國五十年三月十九日的夜間訓練任務時，失事為國捐軀。在黑貓中隊短短的十多年的歷史中，郄耀華是第一個殉難者，他雖然沒能在黑貓的戰史上對國家做出更多的貢獻，但是他卻代表了那一代軍人對國家的忠心，他深知高空偵察機飛行員所面對的危險，他也知道他對家庭的責任，但是他像當時他所有的同袍們一樣，坦然的面對挑戰，不幸的，他在執行任務時失去了生命，然而他及一大群像他一樣為國捐軀的飛行員們對國家的付出，卻奠定了台灣在那段風雨飄搖期間安定的基礎，也鞏固了日後台灣經濟發展的環境。現在，每天清晨仍會有一架飛機由桃園起飛後飛往大陸，但那並不是高空偵察機，而是定期的民航班機，在這種時空下想起那些犧牲的黑貓們，竟有不勝欷噓之感。 郄耀華

1992年10月，美國空軍上將Chuck Horner到公司來演講，述說他在波灣戰爭擔任盟國空軍司令官時的一些故事。其中最讓我難忘的一件事就是派遣美國女兵到沙烏地阿拉伯去參戰的事。 當伊拉克進軍克威特之後，美國在第一時間就派Horner將軍前往沙烏地阿拉伯，指揮已經進駐的美國空軍及擔任美軍與沙烏地皇室之間的溝通。 在第一次溝通會議之後，Horner將軍問沙方對美軍的佈署有沒有意見時，沙方的反應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為沙方對美軍的進駐並沒有任何問題，他們所關心的是：「會不會有女兵進駐沙烏地？」Horner 將軍聽了之後，突然意識到因為文化的差異，女兵的進駐對於沙方來說將是一個大問題。 「女兵佔著美國軍力的百分之二十多，所以…是的，會有女兵進駐到貴國。」Horner將軍很小心的回答。 「那麼那些女兵會在此地開車嗎？」沙方一位皇族急著問。 「美國軍人來到貴國是為了參戰，在這過程中他們要做一切與軍人作戰有關的事，這包括有人會在此地流血，有人會在此地陣亡，所以，是的，那些女兵會在此地開車。」 聽了Horner將軍的話之後，沙方的幾位皇族立刻開始低頭互相討論，似乎女兵開車的問題要比伊拉克進軍克威特還要嚴重。 Horner將軍看著他們互相之間的熱烈討論，一時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這時一位在美國受過訓的沙國將軍開口了：「將軍，你剛才表示，那些女兵會在此地開車？」 「是的。」 「那麼他們開車時是穿著軍服嗎？」沙國將軍繼續問。 「是的，他們會穿著軍服。」Horner將軍開始了解那位沙國將軍的用意了。 「那麼他們在不執勤時，會開車嗎？」 「絕對不會，我們絕對會尊重貴國的法律，女兵不執勤的時候絕對不在此地開車。」 沙國將軍很滿意Horner將軍的答覆，他轉身對著沙國皇族的成員們表示：「請不要為此事擔心，那些開車的不是女人，他們是軍人。」 聽完這個故事之後，我頓時了解到：「不管你是男人或女人，穿上軍服之後你就是一個『軍人』」！

四月四日，是兒童節，該是一個讓兒童盡情玩樂的日子。但是今年我卻是懷著悲傷的心情，在那天參加姪女王怡的葬禮。 兩年之前，也是在這冬去春來的時節，我們將她的雙胞姐姐王忻送進火葬場。 王怡雖然比他姐姐多活了兩年，但也還不到十五歲。在她們倆短暫的生命裡，她們從來沒有經歷過任何一個正常兒童的生活。 她們倆由兩歲多就患了Mitochondrial Disorder，那是一種基因體的缺陷，也是一種至今無法藉醫學上的技術來改善的缺陷。 任何小孩得到這種病，對於家長來說都是一種心理上長期的折磨，及經濟上重大的負擔。對於我弟弟，立綱及她的妻子一菲來說，則是另一種挑戰，因為王忻及王怡是他們由大陸領養來的一對雙胞胎，而這過去的十三年間，立綱及一菲對那兩個小孩的照顧，卻絕不輸給任何一對親生生父母。 2000年，結婚多年卻仍無子嗣的立綱夫婦，決定要領養一個孩子。經過國際領養機構的協助，他們在一年之後，得到消息，江西南昌附近有一對雙胞胎正在等待認養，這對非常渴望有小孩的立綱夫婦來說，不啻是老天特別恩賜的禮物，於是立綱在知道之後立刻決定一起將兩個女孩同時認養。 我到現在都記得，出發前去大陸之前，立綱是多麼的興奮，即使在最後一刻得到通知，除了原來國際認養機構的不貲費用之外，南昌孤兒院孩另外還要徵收每個小孩八千美元的領養費，他也毫不猶豫的到銀行領了一萬六千美金。當時我還為他帶那麼多現金帶在身上，而勸他小心，他在電話裡笑了笑。 一直到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然記得那爽朗的笑聲。 2001年的7月4日，美國國慶當天，立綱與一菲將那對雙胞胎迎回她們在亞特蘭大的家中，並將他倆命名為王忻及王怡，一時家中充滿了歡樂，就連那隻小獵犬似乎都沾到了喜氣，前前後後隨著新來的新小主人轉著。 我在那年的8月，趁著到伯明翰出差時，彎到亞特蘭大去看看這對姪女，當時只覺得她們兩個人的額頭都很高，很有我們家女孩的樣子，那時我還對立綱說：「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不過，那次見面，也有讓我感到異常的地方，那就是已經一歲四個月的兩個女娃兒，竟然還不會走路，只會在地毯上爬行。立綱表示，小兒科大夫說那大概是因為在大陸營養不良的關係，在美國的環境下，該很快的就會站起來走路。 美國的營養很快的讓那兩個女孩長胖、長高，但是，在這同時兩人不但還不會走路，竟連爬行都不會了，只會在地毯上滾著前進了。這種狀況不但讓立綱夫婦著急，就連我們都覺得那對雙胞胎大概有著一些隱性的疾病。 看著兩個女兒日益退化的狀況，立綱夫婦開始遍訪名醫，希望能找出原因，及治療的辦法。 幾個月之後，經過多種檢查及化驗的結果，醫生告訴立綱夫婦，那是一種極為罕見的基因缺陷，這種缺陷會使腦細胞無法正常的吸收養分，因此腦部會逐漸萎縮，繼而導致全身像漸凍人似的失去所有行動能力。醫生同時表示這是一種無法醫治的缺陷，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患者逐漸退化，最後會因多重器官衰竭而過世。 這個消息對於立綱夫婦來說，真有如晴天霹靂，震的他兩人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們很快的開始認真思考這件事，在整個過程中，血緣關係從來不在他倆的考慮範圍之內，他們完全是以孩子的福祉作為最終的目標。 國際認養中心在知道這件事之後，也曾詢問過立綱，要不要再「補」一個小孩給他們。對此，立綱回信表示，他們為「自己的」這兩個女兒已經忙不過來，實在沒有精力與時間再去領養一個孩子，而回絕了領養中心的建議。 那兩個孩子的情況日趨惡化，先是不會爬行，繼而完全不會動，到最後就連臉上的肌肉都無法運作，這使兩個孩子連最基本的「笑」與「哭」都不會了。 照顧這類的病人，最麻煩的不是耐心，而是對這種病的無知，不知道如何去妥善的照顧她們。那兩個孩子又在會說話之前就發病，所以從來就不會以言語表示任何不適的感覺，這就增加了照顧上的麻煩。立綱夫婦與他們所雇用的保姆，都必須不斷的揣摩孩子的感受，來找出最適合的方法去照顧她們。 兩個孩子雖然小腦萎縮，但是在良好的照顧下，身體卻是還是照著正常的速度在成長著，在她們七、八歲的時候，一位保姆已經無法勝任同時照顧兩個孩子的重任了，於是立綱就又多請了一位，讓每一位保姆專門照顧一個孩子。 一般人實在很難去體會到在照顧那兩個孩子時所遇到的困難，有一次我去看他們時，發現保姆們竟要將水勾了芡之後，以「喂」的方式讓那兩個孩子去「吃」水。原來她們在喝水的時候，經常會嗆到，所以立綱才想出了將水勾芡後，以「吃」的方式，來補充她們身體所需的水份。 當初醫生預測兩個孩子頂多只有五年的壽命，但是在立綱夫婦及保姆們的細心呵護下，兩個小生命繼續茁壯成長著，當立綱為她們慶祝十歲生日的時候，所有的醫生都認為，她們在那種情形下能繼續成長，立綱夫婦的愛心是唯一的理由。 在她們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每一次進醫院都是生命的搏戰，例如體溫曾連續幾天降到88度，血液裡的含氧度竟曾降到個位數字，這是讓一般病人都很難度過的難關，而立綱夫婦以他們的愛心加上醫生的高超醫術，一次又一次的擊敗了病魔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