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網上出現了一張相片，相片中是一架中共的轟六轟炸機，飛在台灣東邊的海上，相片的背景中有一座山，為了討論那座山是台灣的哪座山，許多人在臉書上沸沸揚揚的爭論了很多天。 我看了那張相片之後，並沒有加入去討論那座山到底是玉山或是南台灣的大武山，因為對我來說，那架飛機在照相的時候，飛在台灣外海的哪個部位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的軍機竟有機會在那裡照那張相！ 而我看著那相片時，心中還是有疑問的，只是我想的是：坐在那架轟炸機駕駛艙裡的是哪個省份的人？上海人？山東人？或是陝西人？其實，不管他是大陸上哪個地方的人，我想，他當時看著遠處的山峰時，心中的想法一定是：「那是祖國領土的一部分，我們一定要收復它！」因為那是大陸的學校裡所傳播最重要的訊息之一。 無奇不有的是，在四、五十年之前，有另一群人駕著美式的戰鬥機由台灣起飛，飛在大陸沿海執行威力偵巡任務時，西望神州大地，心中也是持著同樣的想法！ 更妙的是，那些坐在美式戰鬥機座艙中的飛行員，他們心中的「祖國」，與日前那位坐在轟六駕駛艙中的飛行員心中的「祖國」，竟是同一個國家：「中國」。 然而，物換星移，目前在台灣竟然有大部分的年輕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兩年之前我在立法院前遇見的五位大學生，及最近一位利用網路視訊跟我學英語對話的三十餘歲青年，都很理直氣壯的告訴我，他們絕不是中國人。 我不會怪他們有這樣的想法，因為這是目前教育系統下必然的結果。我想起四十七年前我剛到美國開始大學課程時，我在一個八位華籍學生合租的一個房子裡，向那些由香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來的室友們，述說中華民國的英勇空軍事蹟時，那些同是炎黃子孫卻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們，在聽了我的故事後，對我的評價是：「比香港最右派的人還要右派十倍以上的天真少年」，他們認為我是根本不管世界上的其它因素，而只是活在我心中的自我世界。 一直到幾年之後，我才逐漸了解世界上的許多事情都須要由不同的角度去研判的，學校裡的教材所傳達的是政府主觀的訊息，在我看了許多書籍雜誌之後，頓然發現政府並不是完全沒有缺點的，中共並不是全然「萬惡」的，美國在必要的時候是會放盟國鴿子的。有了這些認知之後，我才了解為什麼日本政府一直要更改教科書的理由，因為教科書是最廉價的控制思想的工具。 二十多年之前，當我驚覺到中央日報上竟然開始稱呼「大陸」為「中國」時，我就覺得那是政府要潛移默化的讓人民覺得「中國」其實是另一個國家！ 當時為了這件事，我曾去函中央日報、行政院及總統府，表達我對這件事的意見，但是，我沒有收到任何回應！ 所以在二十餘年後的今天，幾乎整個世代的年輕人都成為「天然獨」的時候，我不得不唾棄當時那些國民黨的政府官員，竟能容忍李登輝在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及國民黨主席時，如此明目張膽的扶植「台獨」思想，而那些官員竟然為了自己的官位，沒有一個人為此事挺身而出。 在中華民國政府努力的教著學生他們不是「中國人」而要求台灣獨立的同時，大陸的十四億人口正在學校裡學著「台灣」是祖國的固有領土，收復國土是國家的重大目標。我不敢去想這種強烈的對比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但我知道這絕非國家之福，而世界上有許多的國家正利用這種矛盾，來贏取他們本身的利益。 如今我已經離開台灣快五十年了，但我仍然惦念著台灣，會經常想到在頭份的種種童年往事，因為那裡是我的故鄉。雖然「反攻必勝、建國必成」的口號不再，但是我仍然會高呼「中華民國萬歲」！ 因為，我是中國人！

復興航空公司要關門了，我聽到這一個消息之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陳文寬老先生，因為那是他一手創立的航空公司！ 我打電話去給老先生，表示想去與他聊聊這件事，但是他表示這兩天他因為身體不太舒服，整天躺在床上，所以讓我等過完感恩節之後，再去他家，不過他倒是在電話裡同我聊了很一會兒有關復興航空公司關門的這件事。 我一開始認為他會因為公司關門而感到感傷，但是與他聊了半天之後，我卻發現他完全沒有任何傷感的心情。 他說根據報章上的新聞，復興今年平均每個月要賠兩億多元新台幣，那是一筆相當大的款項，沒有哪家公司能夠繼續這樣賠下去，因此關門是意料中的事。 當我問他對於他一手創立的公司就這樣的關門走入歷史，他心中有沒有感到不捨時，他笑著說到，開公司的目的是要賺錢，如果在每月賠那麼多錢的狀況下，而又無法找到新的資金及改進營運輸入，卻還只顧著對公司的感情，繼續認賠下去，那是對公司及投資人相當不負責任的作法。 他繼而表示，在一年之內的那兩場空難，事後經調查都是人為的因素，當公司開始整頓機隊飛行員的訓練時，就應該開始減少航班及人員來控制開銷，但當那些動作都無法改進公司的情況時，那就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了。 他所說的話不長，但是卻讓我在掛上電話後思考良久，他所說的正是我在研究所上企業管理課程時，教授所傳達的理念：「Don’t fall in love with your product.」，教授並舉例在半個世紀之前，大家買錶時都是要買瑞士的錶，因為那裡的製造技術一流，做出來的錶能很準確的顯示時間，但是在七零年代日本的電子錶一出來之後，瑞士錶立刻被打的一蹶不振，許多家鐘錶工廠都就此關門。我們在研究這一個現象時，教授說重要的並不是日本電子錶如何打倒瑞士的機械錶，因為電子錶最初並不是日本人發明的，而是由一家瑞士的鐘錶公司所發明的，但是那家鐘錶公司認為一個好錶就是要有精密的彈簧及齒輪，偏偏電子錶並沒有那些零件，所以那家鐘錶公司並沒有把電子錶當成一回事，而忽略了人們買錶的最大用途是「看時間」，極大多數的人並不在意錶的裡面是電池或是齒輪。如果那家鐘錶公司能意識到開公司的最終目的是「賺錢」，而不是設計更精準的彈簧及齒輪，那麼他們該很快的進入電子錶時代，而不致於淪落到倒閉的命運。同樣的，復興航空公司成立及存在的最大目的就是「賺錢」，一旦營運收入減少，每月要賠到兩億元，而又無法找到新的資金時，關門就成為一個合理的選項了。 陳文寬並沒有受過專業的企業管理訓練，但是他卻很清楚一家公司該如何運轉，他在1958年那架「藍天鵝」失事之後，了解在當時的台灣市場已經無法讓「航空公司」正常的營運下去時，於是他很果斷的將公司的空運業務結束，改成代理其他航空公司的業務及另闢跑道，成立復興空廚，那些在一般人看來是航空公司「附帶產業」的業務，卻讓復興航空公司撐過了二十多年，他當時並沒有因為自己喜愛飛行，而執意的去再買飛機從事空運業務，一直到民航局表示，如果他的公司沒有飛機的話，民航局將要收回公司的營運執照時，他才去買了一架小飛機，對外是說承擔包機業務，但其實就變成了他自己的私人飛機。 他在一百零三歲的高齡仍能很清楚的對於復興航空公司的關門有這樣的認識，而並沒有參插任何對那家公司的私人感情，我認為這就是他這輩子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初，我在中央日報上看到一則新聞，述說著一架我方的高空偵察機在江西南昌附近被中共的地對空飛彈擊中墜毀，那時距軍中大事宣揚陳懷生烈士為國犧牲的事蹟不久（陳懷生烈士是在前一年的9月9日殉國），所以當時剛唸初一的我對那則新聞相當關注，我曾翻遍了國內幾家報紙，就是希望能多了解一下那個事件，但是很遺憾的每家報紙都是非常簡短的轉載軍聞社的新聞，就連飛行員的大名都沒有提到。直到第二年（民國五十三年）的元旦，由蔣總統的告全國同胞書中，我才知道了那天被擊落的那位飛行員是葉常棣教官。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我在紐約唸大學時，課餘的時間在一家中國餐館打工，很巧的是那家餐館的大師傅也是空軍官校三十四期畢業的王士釗教官。認識王教官之後，他不但在我學習飛行的過程中，幫了我許多忙，也告訴了我許多空軍中的故事，這其中也包括了他同學葉常棣的一些故事，他也給我看了一張他與葉教官站在一架P-47前面的相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葉教官的英姿，這在資訊不若今日發達的四十餘年前，是相當難得與珍貴的機緣。一九八二年秋季，中共突然宣布在一九六零年代被擊落的兩位U-2飛行員，葉常棣與張立義兩位其實並沒有陣亡，而且即將會將他兩人釋放。當我看到這個報導時，我立刻想到這兩位教官在被關了近二十年之後，再度回到台灣，在桃園機場走下飛機時，將會受到像1973年美國戰俘被北越釋放回國時的那樣光榮熱鬧的場面，但是任何人都沒有想到，那兩位教官在香港等待回國的同時，台灣的國防部裡，政戰單位與空軍正開始了另一場上不了檯面的鬥爭。據陳燊齡將軍日後告訴我，空軍一直的立場就是絕對要張開雙臂歡迎那被俘多年的同袍回家，但是政戰單位卻持不同的看法，他們說如果今日讓這兩位軍官回國，那麼日後中共再釋放數以千計的陸軍俘虜時，國家該如何處理？他們更表示那兩位飛行員一定已經受到中共的洗腦，讓他們倆人回國，會對國內產生「無法預測」的負面的效果。然而就在這兩個單位的爭執還沒有任何結果的同時，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卻很斷然的決定，他們將負起照顧這兩位折翼歸來飛行員的責任，並很快的將他們兩人接到了美國。我在看到這個事件的結局之後，除了替那兩位教官感到欣慰之外，更對政府處理這件事的粗糙感到痛心！後來，他們兩人陸續在美國安定下來，兩位教官被擊落的經過及在被俘期間的遭遇，陸續的在媒體上發表，對這件事報導的最詳盡的就是英國作家Chris Pocock的那本「蛟龍夫人」（Dragon Lady）一書，由那本書裡我對葉教官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更對他在被國家如此對待之後，也沒公開發表過任何有損國家言論的態度，感到佩服，這顯示出了他所效忠的是中華民國，對於政府裡某些人所做的事，並沒改變他對國家的態度，這真是古人所說的「時窮節乃見」！後來由媒體上我知道葉教官在德州的休士頓定居，所以我很早之前就與住在德州達拉斯的王士釗教官約好，等哪天我到達拉斯去看他時，他再帶我開車去休士頓找葉教官，一償我多年的宿願，但是由舊金山到達拉斯是一段不算短的距離，所以空有了計畫，卻始終沒有執行的日期。今年十月十二日清晨，我搭機回國預備參加今年空軍幼校在西安所舉行的金秋會，那天抵達桃園機場，辦完入境手續拿到行李，剛走入機場大廳，就聽到有人在叫我，一看原來是楊佈新導演，一年前我們因為他所拍的黑貓紀錄片而相識，幾個月之前他到美國去拍對王太佑教官的專訪時，我也由舊金山開車南下洛杉磯去為他們打氣加油，所以在機場見到他時，我真是相當的高興，一聊之下才知道，他原來是到機場去迎接決定由美國搬回台灣來養老的葉常棣教官夫婦。我一聽了之後，非常興奮的拜託楊導演，請他在我由西安回國後，在台灣再待的兩個星期之內，替我安排一次去拜訪葉教官的機會。我由西安回到台北的那天晚上就接到楊導演的簡訊，請我參加在10月31日晚上的一次餐會，他將宴請幾位在台灣的黑貓隊員及紀錄片的同仁。那天我本來已與另一位朋友有約，但是與黑貓隊員的餐聚，是我無論如何不會錯過的，於是我打電話跟那位原先有約的朋友告罪，要求改期，那位朋友聽了事情的原委之後，當下就說：「當然跟那群黑貓相聚比較重要！」很爽快的就答應將約會的時間改到當天中午。那天晚上，當楊導演將我介紹給葉教官時，葉教官竟對我說：「我知道你，我看過你寫的幾本書。」這立刻將我兩初見時的隔閡打破，兩人就像是相識了許久的朋友似的開始聊天，其實，我還真是已對他認識了許久呢。在聊天時他問我怎麼能將飛行的場景寫的那麼逼真，他看著我的「飛行員的故事」，隨著我的筆，他似乎就可以感受到那架飛機的狀況，說到這裡，他說他到有一件以前他在飛RF-101的故事可以告訴我，當時我們就約定等下一次我回國時，我再到他在台北的家去與他好好聊一聊當年的藍天趣事。那天的聚會在大家歡唱「飛將在」那首歌的歡樂氣氛下結束，分手之前，我告訴他53年前的第二天（11月1日），我第一次知道他的故事，而在這五十餘年的時間內，我一直斷斷續續的聽到有關他的故事，而在他出事53年週年的前夕，我終於有幸見到了他本人，這實在是一件得來不容易的緣份，他聽了之後拍了拍我的手，笑著告訴我「以後有機會我們好好聊。」但是，上蒼永遠不斷的在拋給我們意想不到的結果，我怎麼也不敢相信那天第一次與他的見面竟也是最後的一面，以後將再也不會「有機會好好聊」了。年齡稍長之後，對這種驀然的生離死別，更難接受，我的腦海中還是那天分離時，他對我笑著說話的神情，然而轉眼間已是陰陽兩隔。不過我仍是感恩的，能讓我在他生命中最後的一個月間與他相識，即使已沒有「下次」的機會，但至少我已抓住了這唯一的機會。

「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 大約是在民國五十年左右的一個夏天，父親帶著我們全家到崎頂海水浴場去游泳，那天的傍晚，夕陽將整個天邊的雲彩染成一片橘紅色，父親看著那通紅的晚霞，口中無意的說出這個詞句，當時年幼的我，雖然知道詞句的意思，但是卻不了解為什麼父親在背誦這古詩時，眼角竟流下那滴眼淚。 雖然是河北人，但是父親在中學畢業之後，就為了逃避抗日期間日軍的侵略，而離開了故鄉，前往對他來說相當陌生的陝西，在那裡他一待就是七年，然後為了逃離另一股席捲整個中國的紅潮，他在1948年來到了更陌生的台灣。 也許就像絕大多數的人一樣，他對他少年時代成長的環境及過程相當的懷念，所以在我小時候，我經常的聽他述說他在西安與漢中念書時的故事，因此我從小就對陝西有著比其他省份更多的憧憬。 所以當我知道今年空軍幼校決定將年度的金秋會在西安舉行時，我真是想都沒沒想就報名了，為的不是那歷久不衰的十三朝古都，也不是馳名中外的兵馬俑，而是那塊我能與已故的父親牽上關係的土地。 10月17日下午，華航的飛機落在西安機場，當飛機向停機坪滑去的時候，我由飛機的小窗中看到了機場大廈上面的兩個大字「西安」，當下我的眼眶就濕了。西安，我來了，但是當初答應我長大之後，要帶我遊西安的老爸已經駕鶴西歸多年，如今，當我踏上這塊土地時，老爸地下有知，會覺得欣慰嗎？ 空幼的饒遠平機長一定花了許多心思，才能將這個兩百多人旅遊團的節目安排的這麼周到，每天都有不同的驚喜，而且每到一個地方，導遊也都很博學的將那些地區的掌故，源源本本的告訴大家，聽著那些陳年老舊的故事，似乎時空一下子就又回到了幼年住在頭份的時候，不同的是當初老爸在說那些故事時，我只能幻想著西安的景象，而如今我卻是活生生的站在這歷史的古都當中。 旅遊的一站是長樂門的城牆，我登上城牆後，摸著那些一千多年前就已存在的石牆，突然覺得，似乎一閉上雙眼，我就可以回到了當年陣仗之中，陰森的月色照在鋒利的長矛上，讓周遭顯得更加蕭瑟，城門內的歌舞昇平，與城門外的魑魅魍魎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為了抵抗異族的侵略，在長安定都的各個王朝，都用厚高的城牆將自己的勢力範圍保護起來，而那些城牆也的確在當時抵擋了異族的入侵，物換星移，如今那些城牆早已失去了他的作用而變成了旅遊的景點，但是我卻是知道的，1948年那個城牆沒能擋住中共，我的父親在對著這個城牆留下最後一瞥後，踏上了不歸路，前往萬里之外的台灣，當我站在城牆上想著這些事時，那首詩句「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征人猶未還。」突然閃入腦海，對我父親來說，那還真是「萬里征人猶未還」哪！ 導遊楊艷小姐在第一天就說出了這句「江南才子山東將，陝西黃土埋皇上」，我小時倒是沒聽過這句話，不過印象中老爸卻是說過：「西安到處都是皇墳」。這次所造訪的皇墳不少，不過印象最深的墳卻不是在西安，而是在前往延安路上的黃帝陵。以前小時在台灣時，曾多次聽過蔣總統在清明節時於忠烈祠遙祭黃帝陵，自己在寫文章時也曾多次的提及「…身為炎黃子孫…」，如今，當我就站在黃帝陵前時，突然一股莫名的激動湧上心頭，這裡是一切事由的起點！中國的一切，我們的根就是由這裡起源的！ 在西安時，還去看了張學良的行館，在那棟小樓裡，我可以想像才三十餘歲的張學良，是在怎麼衝動的情況下，與中共聯手演出了影響近代中國至鉅的西安事變，如果當時他能再長十歲，是否還會做出同樣的決定？ 在不同年齡時的旅遊，有著非常不同的感受，年輕時去旅遊時，我注重的是感官上的享受，要盡量多看些東西，如今在退休之後，再度出遊，所注重的卻是心靈上的感受，每看到一些新奇的東西或是古蹟，我都會花上許多時間去想那些東西對於我們的影響，這次西安與延安之行讓我見識到了許多以前聽說過的，及在書上所讀過的事。站在黃河邊上，看著滾滾的黃色浪濤，在我身旁急沖而過時，我會想到李白的那首「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年輕時，這首詞中我所在意的是那句「人生得意須盡歡」，那是年少輕狂時替狂歡的行為所找的一個藉口，但是現在卻是想著「天生我材必有用」，在世上匆匆的走這麼一遭，總該做些什麼，留下點東西。 那天在離開西安時，看著漸去漸遠的城牆，想著有生之年一定要帶著兩個女兒再來這裡，讓她們看看這裡文化，因為這裡才真是她們的根。但我想她們所在意的該只是兵馬俑及那些古代的城牆，而不會有任何感觸的。 當初老爸在離開西安時是否也有過這樣的願望？

主管中隊政戰部門的張少校坐在保隊長的對面，他將手上的香煙在煙灰缸裡捻息，然後很嚴肅的對著保隊長說：「這件事相當嚴重，我想你也知道如果的出了事的話，你不但保不住你的烏紗帽，也會被連帶處份。」 「我了解你所說的事，不過光是以那句話就將人入罪，我覺得是太輕率了點，再說，我也不覺得那句話有什麼不妥。」保隊長實在不喜歡這位張少校，但是他不想將他的感覺表現在他的言談裡。 「發了餉之後在大家前面說要將一部分存起來給媽媽，這是什麼想法？在目前的情況下，找門路匯錢去大陸可是資匪的行為！」 「可是他沒有說要將錢匯回去啊。」 「那要怎麼把錢交給他媽媽？不是匯回去，難道親自交嗎？那就更嚴重啦。」 「等等，張少校，你這樣說就真是欲加之罪啦！人家一個小飛行員領了薪水，想存起一部分來給他媽媽，這是很孝順的想法，你怎麼可以說人家「資匪」？後來你說的就更離譜了，你不能以你的想法硬加在人家身上。」 「保隊長，我了解你護著部屬的心情，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存下錢來給大陸的媽媽，打的是什麼主意？這件事我不管你管不管，我都要向上報，因為這是我的職責。」 「張少校，我勸你在上報之前仔細的考慮一下，總統一直在說「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反攻就是這一兩年的事，小飛行員存錢等反攻後交給媽媽，是很正常的事，你如果要報他的話，就表示你認為反攻無望！」保隊長說完了之後，張少校才猛然體會道如果報上去之後，保隊長在上級前面也這麼替他的部屬說的話，那麼吃不完兜著走的該是他自己。 「我當然不會那麼想，總統說的不會有錯，這件事如果您不認為有問題的話，我就再給他一次機會，不過希望您還是要多注意一下他的言行，出了事的話，你我都不好受。」張少校的語氣緩和了許多。 「那是當然，我們都是為了相同的目標而努力，謝謝您對那些隊員平時言行的關切，我們都不希望有任何問題發生。」保隊長順勢給了張少校一個臺階下，他雖然不喜歡這人，但是彼此之間還是要留個面子。 張少校離開辦公室之後，保隊長將椅子轉過來，看著窗外，想著剛才的對話，他知道張少校必須經常在隊上去找出一些毛病向上報，這樣他才可以證明他在中隊中的重要性，然而這樣只根據一句話就要將人入罪的行為實在要不得，尤其是這種罪名會讓人一輩子都不得翻身。這次他幸運的替那位隊員開脫了，但是他知道那位政戰人員將不會就此罷手的。

老太太夜裡起來，發現浴室的燈沒有關，於是將老先生搖醒，告訴他：「告訴你多少次了，電費很貴，你看，你又忘記關燈了。」老先生揉了揉眼睛，茫茫然的由床上坐起來，看著浴室的燈，突然覺得小腹中有一股壓力，他才意識到原來當天晚上自己還沒有起來上過廁所，於是他緩緩的下床並對著老太太說：「不是我開的，因為我晚上還沒起來過。」「嗨，忘記了就忘記了，別嘴硬，人老了是會忘東忘西的。」老太太在床上轉了身，背對著老先生說著。「我這才要上廁所，所以我告訴你不是我開的。」「沒關係，人老了是會這樣，自己做的事常不記得，我沒怪你，下次記得就好了。」「是沒關係，不過我不願意被冤枉，不是我開的就不是我開的，現在才十二點，上床才兩個多鐘頭，我沒起來過，所以絕對不是我開的。」老先生有些激動了。「你就是這樣，為這事也可以跟我吵，我已經跟你說了不怪你，老人是會糊塗，下次記得就好了，為什麼要生那麼大的氣？」「不是我開的就不是我開的，為什麼你要一直怪我？」老先生急的的臉已經開始通紅。「我已經說不怪你了，你只是忘了，沒什麼大不了，以後記得就好，你幹嘛還生那麼大的氣？」老先生站在床邊，聽了這話，一急之下就倒了下去。老太太聽著老伴倒下去的聲音，才急急轉過身來，看著老伴已經倒在床邊，趕緊打「911」給急救中心，要求協助。救護車在十分鐘之內就趕到了，他們將老先生放在擔架上，送上救護車往醫院飛奔而去。老先生在擔架上還一直喃喃自語的說著：「不是我開的燈…不是…]那天老先生沒躲過這一劫。老太太由醫院回到家裡時，浴室的燈還是開著的，她進去想關燈時，看到浴室小桌上放著一本雜誌，那是她當天在超市裡買的，她才想起，原來…

那年太陽花正盛開之際，我正好在國內。為了瞭解年輕一代的朋友心中的想法，我在一個下午到了青島東路的立法院附近，希望能與一些在那裡抗議的學生聊一聊。說來也是巧，我到了立法院附近不久就開始下雨，站在一棵樹下避雨時，又有兩位女生及三位男生擠進了那棵本來就不大的樹下，我看機會難得，於是立刻開始與他們閒聊起來。當時的雨勢不是很大，但是卻是相當的惱人，於是我提議找一間咖啡廳坐下來聊，這個提議立刻得到他們的贊同，而且其中一位在台大就讀的同學建議到羅斯福路，台大附近的一家咖啡廳去，因為當時立法院附近的咖啡廳全都坐滿了人，完全沒有座位了。於是我們六個人就分坐兩輛計程車，到了那家咖啡廳，並在它的樓上找了一個桌子，六人就圍著它坐了下來。我先將我的背景簡單的向他們介紹了一下，只是我略去了我曾寫過幾本書的事實，而且我是以我的英文名字與他們溝通。我請他們將那次活動的主旨說給我聽，立刻他們幾人像機關槍一樣似的，開始向我控訴幾位立法委員的不是，並口口聲聲的說著「中國這…」「中國那…」的許多事情。在那一剎那，我突然無法自我設限的問了他們一句，他們是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們幾乎是異口同聲的說著：「當然不是中國人！」我看著他們義憤填膺的神情，突然間就似乎看到了四十餘年前的我，那時我在紐約唸大學，與幾位台灣及香港的留學生共同住在一個民房裡，我曾多次激動的試圖告訴幾位香港去的留學生，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必然性。在台灣高中時代所受的反共救國教育在那時全部派上了用場，我告訴他們「反攻必勝，建國必成」是唯一可能的結果，因為「中共暴政必亡！」我仍然記得那幾位香港留學生在聽了我所說的話之後，臉上所露出的訝異神情，其中一位搖著頭對著我說了一句：「你比香港最右派的人，還要右派一百倍，你是被國民黨洗腦之後，完全不顧事實及史實的挺右派！」當時我聽了他的話之後，心中非常氣憤，因為一來我不是國民黨黨員（至今我仍不是黨員），再來我更不覺得我是受了國民黨的洗腦，我看著他們看著我時的奇怪神情，心中只想著「事實勝於雄辯」，再過幾年當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再度插在南京紫金山上時，他們就會知道我所說的是實話了。當然，那面國旗畢竟沒有插回紫金山上，而隨著年齡的增長，我也逐漸的理解到「反攻大陸」的確是國民黨用來凝聚年輕人的口號，它是一個永遠圓不了的夢！相同的，「台灣獨立」跟「反攻大陸」一樣，也是一個永遠不可能成為事實的夢想（陳水扁總統也曾這樣說過），因為那也是民進黨用來迷惑年輕人的口號。我絲毫不懷疑那些年輕的朋友對「台灣獨立」的信念，因為我也曾那樣深信著有朝一日我們將會「反攻大陸」！只是，「反攻大陸」是可以「說」，不可以「做」的，而「台灣獨立」卻是可以「做」，但不可以「說」的。老總統由民國三十九年開始，就一直的說要反攻大陸，但是卻從來沒有真正的誓師渡海反攻，試想，如果他真是今天去打廈門，明天去打汕頭，台灣還會有八零年代的經濟奇蹟嗎？而相反的，「台灣獨立」是可以去做，但絕不可說的，因為事實上，峙立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一直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有自己的行政系統，有自己的軍隊，更有一百多個國家免簽的護照。這種情況下，如果這不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什麼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當天那幾位年輕的朋友，不知道還記不記得那天喝咖啡的往事，當天雖然在愉快的氣氛下喝完咖啡，但是在他們的印象中我該是一位年老固執的人吧。再過四十年，當那些年輕人到了我目前的年紀時，他們會有和我一樣的想法嗎？

以前聽「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時，總認為是老人自以為是的表現，所以從來沒有把它當一回事。直到自己變成「老人」時，才驀然了解那句話還真有些道理，因為到了老人的年紀，一定已經看了許多事情，有了那些經驗，再遇到一些相似的事情時，看法就自然與年輕人不同了。最近看台灣所發生的一件事，我突然意識到如今我對那件事的看法，與幾年前我對同樣事情的看法，就有顯著的不同。那是最近民進黨再度執政之後，又開始推動台灣進聯合國的活動，而且大張旗鼓要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去尋求其他國家的支持。我倒不是反對台灣進聯合國，而是覺得這是緣木求魚，枉費心思的事，因為中共在那裡握有對這件事的否決權，不管台灣爭取到多少國家的支持，只要中共一動否決權，這件事就會立刻被丟到議場之外，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前一次在扁政府做同樣的事時，我就是這樣認為，所以我不了解為什麼政府要去做這種徒勞無功的事。這次，當小英政權再度將這件事放上檯面時，我卻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我可以了解為什麼會有人要去做這種似乎是徒勞無功的事，但這並不是我認為這件事有了轉機，反之，我認為在中共日趨強大的情況下，這件事成功的機率不是「幾近於零」，而是「絕對是零」。那麼我怎麼會了解政府要做這件事的理由呢？因為，一旦政府要做任何事，就絕對要有預算。這種到國外去爭取其他國家來支持的事，您想這預算會少嗎？去做這件事的人，也決不是傻子，明知道最後的結果是什麼，但還是要去做，他們只在乎那「做」的過程，因為這個中間的油水太多了！至於事能不能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成的事，一旦失敗也不會太多的怪罪，同時也可以再度引用被「中共打壓」的悲情心態，這是一舉數得的事，何樂而不為呢？您覺得我這「老人」的話有道理嗎？

現在是美國西部時間九月二日下午兩點半，也就是台北的九月三日上午五點半，我知道在當下我有許多朋友們正準備起床，面對似乎與平時沒有什麼不同的週末。 但是，連我隔著太平洋都知道這天將是個非常不同的週末，非常不同的一個軍人節。因為許多曾身為軍人的朋友們，將在這天走上街頭，以遊行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這些年來被社會謾罵，被稱為「米蟲」的不滿。 退伍軍人在軍人節上街遊行，實在是一件非常諷刺的事。不過我想套一句蔡總統在前不久華航空服員罷工時所說過的話，倒是非常適合，她說：「非逼到不得已，也不會罷工。」在此若將「罷工」改成「走上街頭」，就是對現狀最貼切的描述！ 說白了，社會上會有如此的「反軍、公、教」的情緒，並不是因為那些人所做的不好，而是一些從政人士，在過去八年間為了奪得政權，而利用污衊軍公教人員，作為打擊執政黨的手段之一。 過去八年間，那些人真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來打擊軍人的士氣，空軍的飛機失事，媒體會出來訕笑，女兵穿著軍裝去買咖啡，也被形容成「軍紀敗壞」，軍人在服役期滿退伍之後，開始「依法」領取退休金，竟會被稱為「米蟲」。 那些人真是「以打擊軍人士氣為己任」，「置一切天理常理於度外」！而也就那是些人口口聲聲的說著「我愛台灣」！ 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軍事對抗已經停頓多年，再過幾個月就是「海峽上空最後一場空戰」的五十周年紀念。在海峽平靜了多年之後，那些人就認為軍人是多餘的了，在攻擊執政黨的時候，軍人是可以成為謾罵的對象了。 只是，真是在敵陣上投炸彈或是擊落敵機才叫作戰嗎？ 前參謀總長陳燊齡將軍在任職空軍作戰司令時，有天與幾位前去作戰司令部參觀的立法委員吃中飯，席中有位立法委員對他說，既然多少年來台灣海峽上都沒有任何戰事發生，作戰司令的職位一定是相當的輕鬆。 陳燊齡將軍注意到那位官員在說話時，也一直的在揮手趕餐桌上的一隻蒼蠅，於是他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糾正一下那位官員對戰爭的看法。陳將軍告訴那位官員「作戰」其實並不一定要有看的見的戰果，並不是一定要擊落幾架敵機或是在敵陣上扔幾顆炸彈才算「作戰」。這就像在餐桌上趕蒼蠅一樣，為了不讓蒼蠅落在菜上，所以人就不停的在揮手，蒼蠅受了揮手的影響而沒法子落在菜上，但它並沒有因此而罷休，它隨時的圍著餐桌飛著，等待著任何一個可乘的機會來偷襲桌子上的紅燒蹄膀。只要它繼續的在飯廳裡飛著，人就得無時不刻的注意它的行蹤，隨時揮手來阻止它的偷襲。這就是人與蒼蠅之間的作戰，當人看到蒼蠅即將落在菜上時，人的腦子就會下一個命令給手，人在揮手的的動作就是在執行腦子所下達的「作戰命令」，只要蒼蠅沒有落在菜上，這個「作戰任務」就算圓滿達成，而在這整個過程裡人並沒有打死任何一隻蒼蠅。 這是軍人在非戰爭情間對國家所作出貢獻的最好例子，但那也是一般國人所感覺不到的。當清晨時分，幾架戰機以劃破寂靜的噪音，衝向藍天之際，會一些人會抱怨這震耳欲聾的聲音讓他無法繼續沈睡，只是這些抱怨的人當中，有多少人瞭解到這種噪音與和平之間的關係？ 天底下從來沒有白吃的午餐，也不會有廉價的和平！ 一個建築師絕不會因為他所設計的建築物從未著過火，而在下一個所設計的建築物中將防火設備取消，以節省金錢。而目前狀況真像是，有人因為房子多年未曾著火，而覺得房子裡的防火設備太貴！ 我很遺憾從來沒有當過兵，因此，我對那些曾經保衛過台灣的軍人們，始終有著相當的敬意，因為，是他們，是那些軍人們，讓我這個遊子在想家的時候，還有個家可以回！ 在此，隔著太平洋我預祝這次遊行能安全藉圓滿的落幕，更希望國人能經由這次活動，知道那些人曾對國家無私的付出過！

此生若說要有遺憾的事的話，除了沒能當空軍之外，就是沒能在台灣唸大學了。說沒能在台灣唸大學是件遺憾的事，倒不是因為台灣的大學有多好，而是因為…您聽了別笑…，是因為沒能好好的玩它四年，及沒能學會跳舞。早在念高中的時候就由許多小說上看到大學裡的精采生活，在那些作者生花妙筆的形容下，大學生活似乎就是「迎新舞會」，「露營郊遊」及「校園戀情」，那些大學生似乎除了「玩」之外，什麼都不做。我也曾在街上看到一群群穿著時髦衣服的大學生，他們所散發的那種青春氣息，對於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我曾幻想著哪天我也置身其中，去享受那種不再被課業壓迫的自由生活。隨著時間巨輪的轉動，終於在不久之後，我也進了大學，只是，非常不幸的，我進了一所美國的大學！說是「不幸」還真是有它的理由，因為美國的大學不像台灣，並不是班級制，而是學分制，既然沒有班級，自然就沒有「迎新舞會」啦，也是因為沒有班級，大家都是選學分上課，所以並沒有固定的「同班同學」，大家只有在修同一門課時會有交往，下了課之後，就沒有任何交集，這種情形下，就當然沒有「露營郊遊」的活動了。至於「校園戀情」就更因為那時大學部幾乎沒有由台灣來的女學生，而我對美國女孩又沒有任何興趣，再說我那時還寄情於一位在台灣的女生，所以我在這方面也是繳了白卷。所以我的大學四年生活幾乎就是高中生活的延續，沒有任何樂趣。怪不得有人說過「台灣念高中是地獄，大學是天堂，而美國是恰巧相反，高中是天堂，大學是地獄。」而我的經歷竟是兩頭都是地獄，這是什麼人生？在美國念大學沒能「玩四年」之外，最背的是沒能學會跳舞！聽我那群在台灣念大學的哥兒們說，為了參加各種舞會，他們在大學第一學期就學會了各種舞步。而在美國大學的舞會裡，基本上只有兩種舞步，快舞及慢舞兩種，這兩種舞基本上都沒什麼舞步，快舞就是上場去扭，全場大家都在扭，都分不出來每個人的舞伴是誰，慢舞就是兩個人抱在一起，那時動不動其實都沒什麼關係了。有一次，研究院由台灣來的學生開舞會，一位學姊因為男朋友臨時有事，所以就要我帶她去，當時說好的條件是我帶她去，但她要教我跳舞。去之前學姊告訴我，跳舞很簡單，跟著音樂走就可以了，以她看我的個子及兩條長腿，她認為那天晚上之後，我絕對會成為一位「舞林高腿」。那天的舞會還真有台灣大學舞會的味道，所播放的音樂都是我那些同學所告訴的舞曲，如「恰恰」、「華爾茲」、「竭力吧」等，那些在我看來都算是「技術」舞，而「扭扭舞」、「阿哥哥」等快舞，我自認為都還可以應付，所以那晚學姊就專心教我那些「技術」舞。學姊還真是有些跳舞天份，音樂一起，她真是就如她所說的「跟著音樂走」，但是我卻是根本無法將「聽」及「走」合在一起，所以如果我專心聽音樂，腳就不知道如何走了，如果專心注意著腳步，耳朵就聽不見音樂了。整個晚上下來，學姊對我是相當失望，她最後對我的評語是：「沒有看過像你這樣笨拙的腳，白白浪費了你那雙長腿！」所以每當有人說我是一個相當「無趣」的人時，我知道那是因為我沒在台唸大學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