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航空公司要關門了，我聽到這一個消息之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陳文寬老先生，因為那是他一手創立的航空公司！ 我打電話去給老先生，表示想去與他聊聊這件事，但是他表示這兩天他因為身體不太舒服，整天躺在床上，所以讓我等過完感恩節之後，再去他家，不過他倒是在電話裡同我聊了很一會兒有關復興航空公司關門的這件事。 我一開始認為他會因為公司關門而感到感傷，但是與他聊了半天之後，我卻發現他完全沒有任何傷感的心情。 他說根據報章上的新聞，復興今年平均每個月要賠兩億多元新台幣，那是一筆相當大的款項，沒有哪家公司能夠繼續這樣賠下去，因此關門是意料中的事。 當我問他對於他一手創立的公司就這樣的關門走入歷史，他心中有沒有感到不捨時，他笑著說到，開公司的目的是要賺錢，如果在每月賠那麼多錢的狀況下，而又無法找到新的資金及改進營運輸入，卻還只顧著對公司的感情，繼續認賠下去，那是對公司及投資人相當不負責任的作法。 他繼而表示，在一年之內的那兩場空難，事後經調查都是人為的因素，當公司開始整頓機隊飛行員的訓練時，就應該開始減少航班及人員來控制開銷，但當那些動作都無法改進公司的情況時，那就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了。 他所說的話不長，但是卻讓我在掛上電話後思考良久，他所說的正是我在研究所上企業管理課程時，教授所傳達的理念：「Don’t fall in love with your product.」，教授並舉例在半個世紀之前，大家買錶時都是要買瑞士的錶，因為那裡的製造技術一流，做出來的錶能很準確的顯示時間，但是在七零年代日本的電子錶一出來之後，瑞士錶立刻被打的一蹶不振，許多家鐘錶工廠都就此關門。我們在研究這一個現象時，教授說重要的並不是日本電子錶如何打倒瑞士的機械錶，因為電子錶最初並不是日本人發明的，而是由一家瑞士的鐘錶公司所發明的，但是那家鐘錶公司認為一個好錶就是要有精密的彈簧及齒輪，偏偏電子錶並沒有那些零件，所以那家鐘錶公司並沒有把電子錶當成一回事，而忽略了人們買錶的最大用途是「看時間」，極大多數的人並不在意錶的裡面是電池或是齒輪。如果那家鐘錶公司能意識到開公司的最終目的是「賺錢」，而不是設計更精準的彈簧及齒輪，那麼他們該很快的進入電子錶時代，而不致於淪落到倒閉的命運。同樣的，復興航空公司成立及存在的最大目的就是「賺錢」，一旦營運收入減少，每月要賠到兩億元，而又無法找到新的資金時，關門就成為一個合理的選項了。 陳文寬並沒有受過專業的企業管理訓練，但是他卻很清楚一家公司該如何運轉，他在1958年那架「藍天鵝」失事之後，了解在當時的台灣市場已經無法讓「航空公司」正常的營運下去時，於是他很果斷的將公司的空運業務結束，改成代理其他航空公司的業務及另闢跑道，成立復興空廚，那些在一般人看來是航空公司「附帶產業」的業務，卻讓復興航空公司撐過了二十多年，他當時並沒有因為自己喜愛飛行，而執意的去再買飛機從事空運業務，一直到民航局表示，如果他的公司沒有飛機的話，民航局將要收回公司的營運執照時，他才去買了一架小飛機，對外是說承擔包機業務，但其實就變成了他自己的私人飛機。 他在一百零三歲的高齡仍能很清楚的對於復興航空公司的關門有這樣的認識，而並沒有參插任何對那家公司的私人感情，我認為這就是他這輩子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初，我在中央日報上看到一則新聞，述說著一架我方的高空偵察機在江西南昌附近被中共的地對空飛彈擊中墜毀，那時距軍中大事宣揚陳懷生烈士為國犧牲的事蹟不久（陳懷生烈士是在前一年的9月9日殉國），所以當時剛唸初一的我對那則新聞相當關注，我曾翻遍了國內幾家報紙，就是希望能多了解一下那個事件，但是很遺憾的每家報紙都是非常簡短的轉載軍聞社的新聞，就連飛行員的大名都沒有提到。直到第二年（民國五十三年）的元旦，由蔣總統的告全國同胞書中，我才知道了那天被擊落的那位飛行員是葉常棣教官。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我在紐約唸大學時，課餘的時間在一家中國餐館打工，很巧的是那家餐館的大師傅也是空軍官校三十四期畢業的王士釗教官。認識王教官之後，他不但在我學習飛行的過程中，幫了我許多忙，也告訴了我許多空軍中的故事，這其中也包括了他同學葉常棣的一些故事，他也給我看了一張他與葉教官站在一架P-47前面的相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葉教官的英姿，這在資訊不若今日發達的四十餘年前，是相當難得與珍貴的機緣。一九八二年秋季，中共突然宣布在一九六零年代被擊落的兩位U-2飛行員，葉常棣與張立義兩位其實並沒有陣亡，而且即將會將他兩人釋放。當我看到這個報導時，我立刻想到這兩位教官在被關了近二十年之後，再度回到台灣，在桃園機場走下飛機時，將會受到像1973年美國戰俘被北越釋放回國時的那樣光榮熱鬧的場面，但是任何人都沒有想到，那兩位教官在香港等待回國的同時，台灣的國防部裡，政戰單位與空軍正開始了另一場上不了檯面的鬥爭。據陳燊齡將軍日後告訴我，空軍一直的立場就是絕對要張開雙臂歡迎那被俘多年的同袍回家，但是政戰單位卻持不同的看法，他們說如果今日讓這兩位軍官回國，那麼日後中共再釋放數以千計的陸軍俘虜時，國家該如何處理？他們更表示那兩位飛行員一定已經受到中共的洗腦，讓他們倆人回國，會對國內產生「無法預測」的負面的效果。然而就在這兩個單位的爭執還沒有任何結果的同時，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卻很斷然的決定，他們將負起照顧這兩位折翼歸來飛行員的責任，並很快的將他們兩人接到了美國。我在看到這個事件的結局之後，除了替那兩位教官感到欣慰之外，更對政府處理這件事的粗糙感到痛心！後來，他們兩人陸續在美國安定下來，兩位教官被擊落的經過及在被俘期間的遭遇，陸續的在媒體上發表，對這件事報導的最詳盡的就是英國作家Chris Pocock的那本「蛟龍夫人」（Dragon Lady）一書，由那本書裡我對葉教官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更對他在被國家如此對待之後，也沒公開發表過任何有損國家言論的態度，感到佩服，這顯示出了他所效忠的是中華民國，對於政府裡某些人所做的事，並沒改變他對國家的態度，這真是古人所說的「時窮節乃見」！後來由媒體上我知道葉教官在德州的休士頓定居，所以我很早之前就與住在德州達拉斯的王士釗教官約好，等哪天我到達拉斯去看他時，他再帶我開車去休士頓找葉教官，一償我多年的宿願，但是由舊金山到達拉斯是一段不算短的距離，所以空有了計畫，卻始終沒有執行的日期。今年十月十二日清晨，我搭機回國預備參加今年空軍幼校在西安所舉行的金秋會，那天抵達桃園機場，辦完入境手續拿到行李，剛走入機場大廳，就聽到有人在叫我，一看原來是楊佈新導演，一年前我們因為他所拍的黑貓紀錄片而相識，幾個月之前他到美國去拍對王太佑教官的專訪時，我也由舊金山開車南下洛杉磯去為他們打氣加油，所以在機場見到他時，我真是相當的高興，一聊之下才知道，他原來是到機場去迎接決定由美國搬回台灣來養老的葉常棣教官夫婦。我一聽了之後，非常興奮的拜託楊導演，請他在我由西安回國後，在台灣再待的兩個星期之內，替我安排一次去拜訪葉教官的機會。我由西安回到台北的那天晚上就接到楊導演的簡訊，請我參加在10月31日晚上的一次餐會，他將宴請幾位在台灣的黑貓隊員及紀錄片的同仁。那天我本來已與另一位朋友有約，但是與黑貓隊員的餐聚，是我無論如何不會錯過的，於是我打電話跟那位原先有約的朋友告罪，要求改期，那位朋友聽了事情的原委之後，當下就說：「當然跟那群黑貓相聚比較重要！」很爽快的就答應將約會的時間改到當天中午。那天晚上，當楊導演將我介紹給葉教官時，葉教官竟對我說：「我知道你，我看過你寫的幾本書。」這立刻將我兩初見時的隔閡打破，兩人就像是相識了許久的朋友似的開始聊天，其實，我還真是已對他認識了許久呢。在聊天時他問我怎麼能將飛行的場景寫的那麼逼真，他看著我的「飛行員的故事」，隨著我的筆，他似乎就可以感受到那架飛機的狀況，說到這裡，他說他到有一件以前他在飛RF-101的故事可以告訴我，當時我們就約定等下一次我回國時，我再到他在台北的家去與他好好聊一聊當年的藍天趣事。那天的聚會在大家歡唱「飛將在」那首歌的歡樂氣氛下結束，分手之前，我告訴他53年前的第二天（11月1日），我第一次知道他的故事，而在這五十餘年的時間內，我一直斷斷續續的聽到有關他的故事，而在他出事53年週年的前夕，我終於有幸見到了他本人，這實在是一件得來不容易的緣份，他聽了之後拍了拍我的手，笑著告訴我「以後有機會我們好好聊。」但是，上蒼永遠不斷的在拋給我們意想不到的結果，我怎麼也不敢相信那天第一次與他的見面竟也是最後的一面，以後將再也不會「有機會好好聊」了。年齡稍長之後，對這種驀然的生離死別，更難接受，我的腦海中還是那天分離時，他對我笑著說話的神情，然而轉眼間已是陰陽兩隔。不過我仍是感恩的，能讓我在他生命中最後的一個月間與他相識，即使已沒有「下次」的機會，但至少我已抓住了這唯一的機會。

「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 大約是在民國五十年左右的一個夏天，父親帶著我們全家到崎頂海水浴場去游泳，那天的傍晚，夕陽將整個天邊的雲彩染成一片橘紅色，父親看著那通紅的晚霞，口中無意的說出這個詞句，當時年幼的我，雖然知道詞句的意思，但是卻不了解為什麼父親在背誦這古詩時，眼角竟流下那滴眼淚。 雖然是河北人，但是父親在中學畢業之後，就為了逃避抗日期間日軍的侵略，而離開了故鄉，前往對他來說相當陌生的陝西，在那裡他一待就是七年，然後為了逃離另一股席捲整個中國的紅潮，他在1948年來到了更陌生的台灣。 也許就像絕大多數的人一樣，他對他少年時代成長的環境及過程相當的懷念，所以在我小時候，我經常的聽他述說他在西安與漢中念書時的故事，因此我從小就對陝西有著比其他省份更多的憧憬。 所以當我知道今年空軍幼校決定將年度的金秋會在西安舉行時，我真是想都沒沒想就報名了，為的不是那歷久不衰的十三朝古都，也不是馳名中外的兵馬俑，而是那塊我能與已故的父親牽上關係的土地。 10月17日下午，華航的飛機落在西安機場，當飛機向停機坪滑去的時候，我由飛機的小窗中看到了機場大廈上面的兩個大字「西安」，當下我的眼眶就濕了。西安，我來了，但是當初答應我長大之後，要帶我遊西安的老爸已經駕鶴西歸多年，如今，當我踏上這塊土地時，老爸地下有知，會覺得欣慰嗎？ 空幼的饒遠平機長一定花了許多心思，才能將這個兩百多人旅遊團的節目安排的這麼周到，每天都有不同的驚喜，而且每到一個地方，導遊也都很博學的將那些地區的掌故，源源本本的告訴大家，聽著那些陳年老舊的故事，似乎時空一下子就又回到了幼年住在頭份的時候，不同的是當初老爸在說那些故事時，我只能幻想著西安的景象，而如今我卻是活生生的站在這歷史的古都當中。 旅遊的一站是長樂門的城牆，我登上城牆後，摸著那些一千多年前就已存在的石牆，突然覺得，似乎一閉上雙眼，我就可以回到了當年陣仗之中，陰森的月色照在鋒利的長矛上，讓周遭顯得更加蕭瑟，城門內的歌舞昇平，與城門外的魑魅魍魎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為了抵抗異族的侵略，在長安定都的各個王朝，都用厚高的城牆將自己的勢力範圍保護起來，而那些城牆也的確在當時抵擋了異族的入侵，物換星移，如今那些城牆早已失去了他的作用而變成了旅遊的景點，但是我卻是知道的，1948年那個城牆沒能擋住中共，我的父親在對著這個城牆留下最後一瞥後，踏上了不歸路，前往萬里之外的台灣，當我站在城牆上想著這些事時，那首詩句「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征人猶未還。」突然閃入腦海，對我父親來說，那還真是「萬里征人猶未還」哪！ 導遊楊艷小姐在第一天就說出了這句「江南才子山東將，陝西黃土埋皇上」，我小時倒是沒聽過這句話，不過印象中老爸卻是說過：「西安到處都是皇墳」。這次所造訪的皇墳不少，不過印象最深的墳卻不是在西安，而是在前往延安路上的黃帝陵。以前小時在台灣時，曾多次聽過蔣總統在清明節時於忠烈祠遙祭黃帝陵，自己在寫文章時也曾多次的提及「…身為炎黃子孫…」，如今，當我就站在黃帝陵前時，突然一股莫名的激動湧上心頭，這裡是一切事由的起點！中國的一切，我們的根就是由這裡起源的！ 在西安時，還去看了張學良的行館，在那棟小樓裡，我可以想像才三十餘歲的張學良，是在怎麼衝動的情況下，與中共聯手演出了影響近代中國至鉅的西安事變，如果當時他能再長十歲，是否還會做出同樣的決定？ 在不同年齡時的旅遊，有著非常不同的感受，年輕時去旅遊時，我注重的是感官上的享受，要盡量多看些東西，如今在退休之後，再度出遊，所注重的卻是心靈上的感受，每看到一些新奇的東西或是古蹟，我都會花上許多時間去想那些東西對於我們的影響，這次西安與延安之行讓我見識到了許多以前聽說過的，及在書上所讀過的事。站在黃河邊上，看著滾滾的黃色浪濤，在我身旁急沖而過時，我會想到李白的那首「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年輕時，這首詞中我所在意的是那句「人生得意須盡歡」，那是年少輕狂時替狂歡的行為所找的一個藉口，但是現在卻是想著「天生我材必有用」，在世上匆匆的走這麼一遭，總該做些什麼，留下點東西。 那天在離開西安時，看著漸去漸遠的城牆，想著有生之年一定要帶著兩個女兒再來這裡，讓她們看看這裡文化，因為這裡才真是她們的根。但我想她們所在意的該只是兵馬俑及那些古代的城牆，而不會有任何感觸的。 當初老爸在離開西安時是否也有過這樣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