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唐飛將軍的傳記要出版了。 認識唐將軍是遠在二十多年前，那時我獲得陳燊齡總司令的批准，前往尚未對外開放的軍史館參觀，因而認識了當時處理這件事的政戰部主任唐飛將軍。 當時對他的第一個印象，並不是有關他本人，而是他的名字。我那時想著這一定是他參加空軍之後，所改的名字，要不然哪裡會那麼巧，出生時所取的名字竟和他日後所從事的職業，那麼的吻合。但是，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在他出生時，他的母親還真是希望他日後能成為一個飛行員，將日寇趕出中國，才將他命名為「飛」。 在認識他之後的幾年間，我與空軍間的關係日漸濃厚，我們見面的機會逐漸增加，同時在與一些空軍老兵的訪談之間，多少會聽到有關他的一些事情，於是我就慢慢的開始真正認識與了解他。 黃東榮教官在談到民國五十三年的國慶閱兵撞機事件時（詳情請閱「飛行員的故事」第一集），就曾表示唐飛在那時就顯出了他的「大將之風」。那天在兩架飛機相撞之後，空中大編隊中的通訊系統亂成一團，每個飛行員的耳機中都充滿了互相詢問的聲音，這使情況更加混亂，空中總領隊及編隊中的眾多上、中校們，竟無人出面控制情況，而當時只是少校的唐飛，見狀竟挺身而出，在無線電中呼籲所有人員保持無線電靜默，他那平穩的聲調，聽在大家的耳中竟有著相當的威嚴，通話系統竟然真的靜默下來。 他在戰爭學院受訓的時候，對副校長蔣緯國將軍認為空軍在戰時的主要任務是支援陸軍，持有不同的觀點。在當時戰爭學院的環境下，受訓學員通常是不會對著教官，尤其是副校長，發表不同的論調。但是，那天唐飛卻站起來，將他的論點說出，這個舉動曾給當時的同學們留下相當深刻印象。 以上這兩件事使我認識到在需要的時候，他是會挺身而出，做該做的事。 後來，他在軍中的職位日漸高昇，所擔負的責任也漸趨沈重，我們之間的見面的機會也就相對減少。但是，在新聞上卻經常可以看到他的動態，尤其是在民國八十五年飛彈危機的期間，更是經常看到他處理危機的新聞。民國八十八年，景美女中的女學生在軍史館中被士兵強暴殺害，那件事的嚴重性遠遠的超過洪仲丘事件，唐飛在處理那件事情的態度，是整個事件沒有像洪案一樣惡化的最重要原因。 2002年到2013年之間的十一年之間，我因工作關係，幾乎每週都到洛杉磯出差，天天住在旅館裡的日子尚能忍受，但是餐餐在外吃館子卻是一件很難適應的事，那時也住在洛杉磯的唐將軍，就經常邀請我到他們家去晚餐。 一來是因為張大姊的菜在眷村裡是出了名的，再來就是不願意一個人在外面吃晚餐，所以我在那段日子裡經常的到他們家去吃晚飯。在餐後的閒聊時，他總會將一些當初他在軍中飛行的往事與我分享，這使我更加的想到他們家去晚餐，去同時滿足我的口腹之慾及對探索空軍歷史的渴望。 2005及2006年我相繼出版了陳燊齡將軍的回憶錄及「飛行員的故事」，唐將軍對於我在那方面的努力，給了相當高的評價，於是我就趁著那個機會，表達我想將他的一生記錄下來的意願。 當時唐將軍聽了我的請求之後，表示他願意讓我將他在空軍的那段生涯，以「飛行員的故事」那本書的筆法記錄下來， 給對航空有興趣的年輕人及新一輩的空軍飛行員們做一個參考。至於他最後一段的公職 ，行政院長的階段，他覺得我離開台灣太久，對於國內的政治圈內的敏感度不若我對空軍圈內的事件來的清楚，所以她決定由他本人來執筆。 至於他在離開空軍之後，在副參謀總長執行官、參謀總長及國防部長任內的歷程，牽涉到台灣與美國及一些非邦交國之間的機密協商，他覺得那些協商的內容相當敏感，同時在台灣及美國都屬於機密，所以那一段經歷目前並不適合付諸文字。 所以他只希望我以他的空軍生涯為主，讓一些有志於航空的年輕一輩的朋友們，由他的角度去了解，一位空軍飛行軍官養成的經過，及當初空軍的軍士官兵們如何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捍衛著這一塊土地。 明朝後期的名將袁崇煥，曾寫過一首相當有名的詩「邊中送別」： 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 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本不為封侯。 故園親侶如相問，愧我邊塵尚未收。 當我讀到那句「橫戈本不為封侯」時，心中有著相當的感觸，那不就是唐將軍最佳的寫照嗎？他在尉、校級軍官期間執行作戰任務時，從未想到日後的升遷問題，而且他早期在軍中的發展，其實並不是一帆風順，校級軍官階層他就做了二十二年，與他同期的同學相比，他的晉升是比較緩慢，而且他更因制度的改變，曾成為空軍中空前絕後的「上校」聯隊長（聯隊長是少將編制），但是他卻沒有任何怨言，因為他的信念一直就是「將任內該辦的事情辦好」，至於升官，從來不在他的考量之內。然而就是他的這種性格使他得到上級的肯定，使他日後竟能成能我國歷史上少數的幾人，能做到文官及武官的最高職位（行政院長及參謀總長）。 […]

回到闊別近五十年的校園，沒有近鄉情怯的感覺，然而心中還是有些忐忑，上次站在操場上時，我才十六歲，如今再度站在同樣的地點時，我已是年過六十的老翁了。看著校園後面依然翠綠的十八尖山，想著這還真是「青山依舊在」哪！當年的級任老師，史作檉先生，在竹中任教一輩子，桃李何止萬千，不記得我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我卻不曾忘記當年史老師第一次以錄音機教學的情景。記憶中還有當年在老舊教室的木質窗台上，所看到的一段前期學長用原子筆尖刻下的留言，確實的字句已不復記得，但是其中的一句「…不要負了本校的泱泱大風…」，卻始終存留在我腦海中，那時懵懵懂懂的我，看的懂那句話的意思，卻不知道竹中的泱泱大風到底是什麼！年少輕狂的歲月裡，我完全不能將課本裡的教材與所謂「光明的前程」連結起來，因此有形的校園卻從來拴不住我狂妄不羈的思緒，老師口沫橫飛站在講台上的影像，在我眼裡像是皮影戲裡的一個角色，因為我似乎只看到了他的動作，而完全聽不到他所傳播的訊息。我會在課堂上疾筆撰寫我所聽來的空軍故事，目前在敘述空軍典故時，廣為流傳的一句「我們必須去，但不一定回來」就是我在高二時，在課堂裡所寫的一篇文章的題目。而我也不是全然不讀「書」的，但我所讀的書是與正常課業毫無關連的F-86軍刀機的操縱手冊，那是一本我在舊書攤上買來的英文版舊書，我在一個字一個字查字典去了解其中意義時，真正了解到什麼叫「求知若渴」，只是那種「知識」在當時是不被認可的一種課外學問。為了避免留級，我會在考前衝刺時，靠著超人的記憶力，將課本強背下來，雖然那不是一個正確求學的方法，但我卻也記住了一些該學的東西。我也曾多次蹺課，到南寮去看軍刀機起落，到台北去看北一女學生的小腿，那些在老師及父母眼裡離經叛典的舉動，卻是在我的回憶中相當突出的一段。有次蹺課被教官逮個正著，那次沒想到蹺課這等小事竟驚動到了校長，辛校長在校長室裡問我為什麼要逃學，在那威權的時代裡，我站在校長前面，不敢說一句話，後來不知道是因為什麼原因，我竟然沒有被記過，不過，我倒是乖了好一陣子。1968年底，因為家父工作的關係，全家移民海外，我在竹中的歲月也隨之畫下句點！這次重新漫步在校園裡時，想起四十餘年前，我在這裡的荒唐舉動，不禁啞然。史老師聽著我對當年的敘述，再聽到我後來在職場的工作情形，說了一句：「竹中當年容的下你這樣的學生，就是你所提到的竹中泱泱大風！」這次我聽到了老師的話！

實在是難以相信，前天剛下飛機就聽到朱震教官逝世的噩耗。 前幾天我還在為不能及時趕回台灣參加梁龍教官的告別式，而感到懊惱，沒想到這又錯過了與朱教官再見一面的機會。 認識朱教官是在三十餘年前，他在華航擔任機長的時候，那時因為他經常飛到舊金山，所以我們見面的機會很多，於是在Villa旅館的房間裡，一件件黑蝙蝠中隊的秘密任務就由他的記憶中到了我的腦海。 雖然他所述說那些驚天動魄的故事，都是年代久遠的往事，但是當他說到他在衡陽郊外曾被地面探照燈鎖住一分多鐘，最後他以向左大負G轉彎才能逃脫的故事，及中共的轟炸機在他的前上方投擲照明彈，他在座艙中都可以看到後面追擊的米格機砲彈打到他飛機在地面的陰影時，他仍會激動的落淚，因為他許多的同僚就在同樣的情況下，未能歸來。 看著他雙頰上流的眼淚，我知道為了國家在那個年代中的生存，他在大陸夜空中的追逐戰，已成為他此生中永遠的夢饜，揮之不去。 在向我述說那些軍中往事的同時，他也告訴了我一些他個人的事情，因為我像他一樣有著一次不幸福的婚姻，所以我們也會互相分享一下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向外人啟齒的家中私事。 他於1990年於華航退休之後，曾被當時剛成立的長榮航空公司禮聘，前往擔任顧問，為了接下那份職務，他還前往波音公司接受波音767的換裝訓練。在我前去西雅圖探望他時，波音公司的教官還告訴我朱教官是有史以來波音公司所培訓過年紀最長的機長，而且絕不會有人打破他的紀錄，因為那時航空公司飛行員的執勤年齡上限是六十歲，而他在接受767換裝訓練時已經超過那個年限！ 後來因為他不再擔任飛行勤務，所以我們見面的時間就相對減少，只有在我回台灣的時候才能與他聚會，那時我們所談的就不止於飛行往事了，他會告訴我他參加了古樂團，也與我分享他練氣功的經驗，而我也會將我工作及生活的一些近況說給他聽。雖然我們的年齡相差超過二十歲，但是那時我們之間的交往就是如多年老友一般。 幾年前他讀了我寫的陳文寬先生的傳記之後，打電話給我，表示他對陳先生一直相當仰慕，想找機會與陳先生見面，問我可否替他安排一下。當我將這件事告訴陳先生時，陳先生也很爽快的答應了。於是就在那年的夏天，朱教官專程飛到舊金山，在我家裡住了一個星期，就是為了能與他心中的偶像見面。見面那天，陳先生特別也請來了曾在三十四中隊擔任過教官的John Lee，而我也帶了曾擔任過空軍第一任電戰隊隊長的桂紹富教官一同赴宴，一時在陳先生家的餐廳中，老、中、少三代的飛行員，吃大塊肉，喝大碗酒，多少藍天趣事在杯恍之間流出。那實在是個令人難忘的聚會！ 去年十一月底，他利用華航退休員工的最後一張免票（他在華航任職25年，退休後有25張免票），到舊金山去探望他的胞妹，在臨走那天他打電話找我，要我帶他他到當年三十四中隊的老戰友，張鶴華教官家裡去坐坐，然後再送他到機場。那天我們見面時，因為他知道我已退休，所以他又告訴我健康的重要，這樣才可以多享受些退休後的人生。最後在機場道別時，他握著我的手說：「人生能聚在一起就是緣份，我們倆能忘年相交更是不容易的緣份，我已經老了，這次可能是我們之間最後一次的聚會，希望你能多保重！」當時我還回應他說，他並不老，我們要一起在台灣去等待軍史館的P2V由美國運回台灣，然後在那架飛機的翼下去聽他訴說當年的英勇事蹟，他聽了之後，沒說什麼，只是對著我笑了笑。 現在想起他那最後的笑容，難道他已預知些什麼，才會說出那一語成讖的話？ 誠如他所說的，我們之間忘年相交，是不容易的緣份，而這次我回國，雖未能見到他的最後一面，卻能在告別式中送他最後一程，這就是我們之間緣份的最後的環節！ 朱教官，您現在可以不必再為那些先去的戰友們流淚了，因為他在在天家已經擺好隊形等著您的加入，一同無憂無慮的編隊飛行了！          相片為聯合報記者程嘉文攝

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的「中國的空軍」雜誌上，在大規模報導「光華演習」的同時，也提到了空軍自己做了一架小飛機，命名為「介壽號」，並呈獻給蔣中正總統作為生日禮物。 說實話，在當時看慣了空軍中的高性能戰鬥機之際，那架介壽號並沒有引起我多大的興趣。所以當時除了了解到那架飛機是根據美國一位航空工程師所設計的圖去製作的之外，我並沒有試著對那型飛機座任何深入的了解。 沒想到，在幾乎半個世紀之後，我竟然有機會搭乘它參加華僑團體在美國洛杉磯所舉行的雙十國慶慶典中的空中分列式！ 更沒料到的是，這個機緣竟然是因為我所寫的「飛行員的故事」一書而引起的。 幾年前，當那本書出版後不久，我接到一位讀者由洛杉磯所發來的電郵，他是在洛杉磯的市立圖書館裡讀到那本書之後，寫信來告訴我他讀了那本書的感想，從那之後，我就與那位讀者 – 卜君力先生，變成了朋友。 今年九月初當我前往洛杉磯，將我所寫的「空降釣魚台」一書交給卜君力時，他提到在幾個星期之後，洛杉磯華僑在慶祝雙十國慶的慶典上，將會有四架介壽號飛機編隊以空中分列式通過慶典會場上空，而他本人將會駕著其中一架參與盛會。他說到這裡時，突然問我有沒有興趣以乘客的身分參加這空中慶典。 我當時真是有受寵若驚的感覺，能駕著國產飛機在美國的大城市上空飛行，可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我當下立刻答應了這個熱情的邀請。 當時卜君力告訴我，慶祝國慶的活動是在十月四日於洛杉磯的蒙特利公園市舉行，我們該像當年在台北國慶閱兵時一樣，在上午十點活動開始時，以四機鑽石隊形通過會場上空，所以我必須在當天的上午八點半以前抵達洛杉磯的El Monte機場與他們會合，參加提示。 自從有了這個計畫之後，我的心似乎就沒有平靜過，想著這是個什麼樣的緣份，竟能讓我有機會參加這個盛舉？再想著自從兒時在總統府前面，看著那數以百計的噴射機編著整齊的隊形低空通過的雄壯英姿，那個的情景曾震撼我的心靈，當時曾想著長大之後，我也該加入那偉大的行列，駕機參加國慶的空中分列式。 五十餘年的光陰在彈指間化作雲霧輕煙，我不但長大了，更變老了，然而兒時的夢想至今卻仍然是個「夢」，只是，這次卜君力的相邀，似乎是有圓夢的機會了。 十月四日那天的天氣並不是很好，不但天陰而且還下著小雨，我到網上去查了一下氣象，發現雖然是陰天，但是雲幕並不很低，約有兩千呎左右，能見度也有七哩。那該是個可以起飛作編隊飛行表演的天氣，不過，我的心還是忐忑不安，生怕天氣變壞，讓我的夢想泡湯。 到了機場，在卜君力的棚廠理，我與其他幾位飛行員見了面，他們每個人都是相當成功的企業家。其中侯敏中是一位律師，在洛杉磯有一家相當有名的事務所，李立揚經營一家汽車零件進口公司，應天華創立了一家高科技公司，卜君力則是擁有一家科學軟體公司。他們各自的行業雖然大不相同，但是卻因為都有著對航空的熱愛，所以在公餘的時間，大家就經常聚在一起，後來他們竟組成了「美籍華人飛行員及飛機擁有者俱樂部」（Chinese American Aircraft Owners and Pilots Association），目前在全美擁有數十位會員。 我看著棚廠外所停著那漆著中華民國國徽的四架介壽號，忍不住的問卜君力，他們是怎麼找到那幾架飛機的。卜君力告訴我，最早是應天華在舊飛機市場上看到一架PL-2在求售，PL-2雖然與PL-1機型不同，但是外型相差不大，所以當他看著那架飛機的相片，就想起了三十多年前他在台灣參加青年航空協會的感覺飛行活動時，所搭乘的那架PL-1，他的心中頓然燃起了一把火，就像是遇見初戀情人一般，於是他立刻將它買下，並將它漆成了當初中華民國空軍的圖裝，並將5858漆在機身上當成那架飛機的機號，因為他知道航發所造的最後一架PL-1的機號是5857，將機號編成最後一架的下一號是有傳承的意思。 […]

1958年9月24日，台灣海峽上空的一場空戰中，一架中共的米格十七被國府一架軍刀機所攜帶的響尾蛇飛彈擊中，中共飛行員沒來得及跳傘而命喪海峽上空，那是響尾蛇飛彈第一次在空戰中被使用。 1959年10月7日，國府空軍的王英欽上尉在駕著一架RB-57D執行大陸偵照任務時，成了世界航空史上第一位被地對空飛彈擊落的殉難者。 這兩位飛行員在國共內戰期間眾多陣亡者之中，並不特殊，但是在世界武器史上，他們卻是以血肉之軀，替美蘇兩國印證了新式武器的性能。 響尾蛇飛彈試射成功的時候，韓戰已經結束，所以無法將它放在戰場上作實戰測試，但是負責發展這個新式武器的美國海軍武器中心卻深信這種武器絕對可以通過任何戰場上的考驗，美國的國防部也開始等待另一個適合的機會將這種新型飛彈投入戰場來證明它的準確性…. 1958年初夏，台灣海峽風雲日緊，7月29日中華民國空軍1大隊的兩架F-84型戰鬥機被中共擊落；8月14日中華民國空軍5大隊的F-86軍刀機在平潭島上空將中共兩架MiG-17擊落；雙方劍拔弩張，海峽上空火藥氣氛濃厚的到一觸即發的情勢。 美國國防部見到海峽兩岸的緊張情況，知道在短期間內雙方一定會發生重大衝突，於是在當年8月15日通知中華民國它願意將最新的響尾蛇飛彈提供給國軍作為抵抗共軍的武器，同時也想利用這個機會來印證那種新型武器的性能。 一個多月之後，在溫州灣上空，國府空軍四十四中隊中隊長李叔元中校，將一枚響尾蛇飛彈射進了一架中共米格十七的尾管，那架米格十七的飛行員以生命印證了響尾蛇飛彈的準確性。 就在美國發展響尾蛇飛彈的同時，蘇聯也為了防止美國的B-47及B-52轟炸機的入侵，開始研發他們的防空武器。1957年的蘇聯國慶時，S-2地對空飛彈第一次在世人前展示，那時那種飛彈也和響尾蛇飛彈一樣，僅經過軍方的測試，而沒有機會在實戰中顯示它的性能。 就在那時，國府空軍的高空偵察機RB-57不斷的如入無人之境的在大陸各地出入，去偵照大陸的各項軍事設施。於是蘇聯就將那個新型的地對空飛彈交給中共，一來是希望能擊落一架那種高來高去的高空偵察機，更重要的是想看看那種地對空飛彈在實戰中的表現。 1959年10月7日，國府空軍的一架RB-57D在河北通縣上空被一枚S-2地對空飛彈擊中，飛行員王英欽上尉殉職。 這兩次戰鬥之後，國共雙方除了各自慶祝「勝利」之外，美國曾邀請李叔元中校到夏威夷去與美軍分享發射響尾蛇飛彈的經驗，蘇聯也由中共處得到了許多S-2在實戰中的數據，一年後蘇聯就在本土上空用S-2擊落了一架美軍的U-2偵察機。 我在年輕的時候，曾為李叔元中校的戰績喝采，也曾為王英欽上尉的殉職傷感。但是年紀稍長之後，卻看到了另一個層面，兩岸的軍人都是忠於自己的「黨國」，為了捍衛「黨國」的利益，在戰場上互相廝殺之際，完全不會手軟。美國及蘇聯就利用這兩黨之間的鬥爭，將他們所研發的新武器，送到這個戰場來作實戰測試，中國人就不斷的以血肉之軀來印證那些武器的性能。只是，兩黨之間真有那麼大的深仇大恨嗎？ 我記得有一次在訪問一位老飛行員時，他表示當初他是為了抵抗日軍的侵略，而中輟大學學業，加入軍旅，沒想到當了軍人之後，他沒有殺過一個日本人，殺的全是中國人。他說話時雙眼中所涔的淚水，曾給我帶來相當大的震撼。他與那些所謂的「敵人」無冤無仇，但是為了保護與他相同信念的國人，他在戰場上曾毫不遲疑的扣下板機，但是在他垂垂老去的時候，想起那些在他翼下逝去的亡魂，他卻有著太多的遺憾。 民主社會中兩黨政治是正常，政黨之間的政爭也在所難免，但是我認為兩黨之間如有矛盾，還是該以社稷為重，不可將國家的福祉在鬥爭中葬送，更沒有必要將對方趕盡殺絕。 然而這也許是中國人的宿命，六十餘年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武鬥，到目前民進黨與國民黨的文爭，眾多次的鬥爭理，哪一次曾將國家的安寧與百姓的幸福放在心上。 下一個響尾蛇飛彈與地對空飛彈將會是什麼？

吃虧就是佔便宜？ 小的時候在家裡常聽爺爺說「吃虧就佔便宜」，當時因為在家裡我是長孫，吃不了多少虧，長大之後隻身來美國念書、做事，也都還算順利，也沒吃什麼虧，即使是在公司裡遇到不順的事，也大都淡然處之，所以從來沒去想過為什麼「吃虧就是佔便宜」，最近想起多年前發生在我妹妹身上的一件事，我才覺得這句話在美國的社會裡不見得適用。 多年前么妹在東岸的一家國防工業公司擔任一個部門的主管，有一次她因為一件跨部門的事發生了狀況，於是他就請那幾個部門的人來開會，想找出一個解決的辦法。會議一開始，她先將問題的狀況做一個簡介，在那時她發現有一個叫彼得的人一直在和他旁邊的一位女士在低頭細語，並沒有認真的在聽么妹的報告。么妹當時曾停止簡報，眼睛盯著彼得看，彼得那時就停止了他的私人對話，沒想到當么妹一開始繼續報告，彼得就又開始她與那位女士的細語。 么妹報告完了之後，第一個就點名彼得，問他對那件事有什麼意見？彼得一開始還想硬掰一些東西，但是後來實在說不出什麼具體的看法，於是他對著么妹說：「其實因為你的中國口音太重，所以我沒聽懂，可不可以請你再說一次，讓我可以了解狀況？」 么妹沒有回應他的請求，反而轉問在場的其他七個人，還有沒有人不懂她所說的話？ 在場的其他幾個人都開始覺得當時的氣氛有些不自在，但是每個人都表示可以聽懂么妹所做的報告。 得到這個回應之後，么妹對著彼得說：「彼得，如果還有別人聽不懂我的話，那是我的問題，但是目前在場的人當中只有你聽不懂，這顯然是你的問題。既然你聽不懂，我不覺得你有繼續在這裡的必要，請你離開。」 彼得沒想到么妹竟有這麼一招，一時楞在那裡，不知如何回應。 么妹見他沒有離開的意思，猛然一拍桌子，並說道：「出去！這句你也聽不懂嗎？」 彼得匆匆的拿起他的東西，離開會議室。 一個鐘頭之後，當會議結束的時候，彼得及他的經理已經站在會議室外，他的經理向么妹表示彼得的態度實在幼稚，彼得也在那時向么妹道歉。但是么妹並沒有接受，並向他們表示她將會向人事部門提出投訴。 人事部門將這件事記下了之後，問么妹是否要具名，還是要以匿名投訴。么妹當場就知道這是人事部門想保護彼得的措施，因為匿名投訴的話，公司可以當成黑函投訴而不予處理。於是么妹表示絕對要具名，而且要求知道調查結果及處理方法。 結果公司調查之後，發現彼得的確犯了種族歧視的過錯，將他停職一星期，並表示如果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他將會被開除。 當么妹將這件事告訴我的時候，也同時說彼得對她一定心懷恨意，但是，下一次彼得在面對其他的外籍人士時，絕對會比較小心。 我那時問么妹，她這樣去整彼得，難道不怕別人找機會來整她？么妹說，只要不給人家去整她的理由，就不會擔心，她並反問我，如果她放了彼得，以後在她犯錯的時候，別人會因為她沒有對彼得投訴，而放過她嗎？ 的確，彼得那天事因為么妹是女性，才會對她不敬，因為她是外籍人士，才敢用那個理由去羞辱她。如果么妹當天依他的要求， 將議題重新報告一遍，彼得以後對么妹會比較尊重？或是更瞧不起她？這個答案是非常顯然的！ 吃虧就是佔便宜？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裡，眼前吃一點虧說不定會在日後佔到便宜，但是在美國社會裡，如果今天退一步吃了虧，日後可能會吃更大的虧！

抗戰期間「中美混合聯隊」曾發生了一件相當引人注目的事件，那件在湖南芷江機場所發生的事，在中美雙方記者大事報導之下，曾被炒成了國際間的重大新聞。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那天，美軍第十四航空隊第十一轟炸中隊的B-25輕轟炸機群奉命由雲南羊街出發，前往轟炸位於湖北境內的蒲沂鐵橋，第五大隊二十九中隊的喬無遏中尉奉命由芷江率領八架P-40型戰鬥機擔任掩護任務。(那時空軍的官階編制比目前要低，中隊長只是上尉編制。當時的二十九中隊中隊長葉思強上尉剛剛陣亡，副隊長何漢鴻上尉也負傷住院，因此上級下令分隊長喬無遏中尉暫代隊務。) 那座鐵橋是位於粵漢鐵路上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戰略目標，美軍及中國空軍曾多次前往轟炸，但都未能將它徹底摧毀。繼一九四四年底，平漢鐵路被日軍打通之後，日軍急著想趁勢將粵漢鐵路一併打通，造成所謂之「大陸走廊」，因此將蒲沂鐵橋炸毀在當時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一項任務。 那天的天氣是萬里無雲，喬無遏中尉所率領的八架戰鬥機與轟炸機會合之後，一路在無線電靜默的情況下飛往目標區。然而在機群尚未抵達蒲沂鐵橋之前，就被日軍發現，並很快的派出戰鬥機前往攔截，我方的戰鬥機在喬無遏中尉的指揮下，在敵機接近之前，就先占了高位，並利用P-40的優越俯衝性能由高空俯衝而下，對日機展開猛烈的攻繫，在雙方戰鬥機展開空戰的當兒，轟炸機群也趁勢進入鐵橋上空開始執行密集轟炸，頓時鐵橋上空彈雲翻滾，烟霧瀰漫，炸彈爆炸時所產生的空氣波動，竟使在空中與機激戰的喬無遏中尉都可以感覺得到。 當轟炸機隊發出「脫離目標」的訊息之後，喬無遏中尉也下令我方戰鬥機群們不可戀戰，馬上掩護轟炸機隊返航，日機因受損過重，所以並沒有繼續追逐。在回航的路上，喬無遏中尉對所率領的機隊做了一個簡短的歸詢，發現在短短幾分鐘的空戰內竟擊落日機三架，而轟炸機方面則是除了一架飛機在低空時遭地面砲火擊傷外，沒有任何其他損失。那架受傷的轟炸機在領隊的指示下，就近前往芷江基地降落，其餘的轟炸機隊則飛回雲南羊街落地。 芷江基地位於群山之中，跑道兩端都有不算低的丘陵，因此進場時下滑的角度就必須控制的很好，否則就會有進不了場或是落地之後衝出跑道的危險。那天那架B-25轟炸機就遇上了這個問題，飛行員John Wise中尉，是剛由美國派到中國戰場上的新手，從來沒有在像芷江如此困難的機場落過地，因此在試了兩次之後，都因測場過高，無法安全落地而必須重飛，而塔臺也在那時用緊急波道(Guard Channel)通知所有在空飛機清除空域，讓那架B-25專心落地。但是這麼一來，無形中給那個飛行員增加了不少壓力，他在第三次進場時，高度仍嫌過高，但他卻勉強的將飛機落在跑道的後半段上。落地之後，Wise中尉馬上將剎車踏板踩到底，希望能藉剎車的力量儘速讓飛機停下來，但是大量使用煞車的結果，並沒有讓飛機慢下來，反而導致所有的輪胎都在高速的摩擦下爆破。最後飛機衝出跑道之後，鼻輪在跑道頭清除區外六十呎處陷入一條水溝，鼻輪支柱馬上就被撞斷，機頭亦隨即觸地，飛機在巨大的衝力下向右猛轉了兩百七十度，右翼隨即在右發動機處斷裂，導致機翼內的汽油向外溢出，汽油在碰到炙熱的發動機後馬上起火燃燒，這時飛機才在燃燒的火焰中停了下來。 急救人員在火勢尚未擴散之前，用斧頭劈開了機身，將正、副駕駛、轟炸員、通訊員、尾槍手及照相士及時拖出了機身，惟有機械士查理.艾德曼(Charles Edlemann)被擠在機身與座位之間，完全動彈不得。基地裡惟一的救火車是要用人力搖動幫浦，來噴洒泡沬，所以效果相當的有限，沒有多久火勢就已經被風吹的將整架飛機都籠罩住了。 當時中、美混合團第五大隊的美籍大隊長鄧寧上校(John Dunning)及中國大隊長張唐天上校，正在陪同航空委員會的參謀處長羅英德上校在基地內視察，他們在聽到這個消息後馬上就趕到了現場，並看到了被困在機身裡的查理正在嘶聲竭力的哀嚎著，同時還揮舞著雙臂做著垂死前的掙扎。 「Why let him suffer？」(為什麼讓他繼續受罪？)圍觀的人之中有人歎著氣說。 「If anyone would shoot him，I will […]

中華民國空軍健兒關永華已殉國三十年，在撰寫這位英雄的故事時，查訪他的家人卻是一大難題，多方打聽之下總是緣慳一面‧然而皇天不附苦心人，奇蹟竟在身邊發生了…… 1997年8月5日下午，下班之後回到家中，本想馬上到樓上的書房去趕一篇答應主編的文章，但是當天炙暑難當，樓上的溫度已經接近95 度，熱得實在無法坐定，所以我就將檔案卷宗拿到樓下，預備在飯桌上來寫。  剛到樓下沒多久，就有人來按門鈴，妻應門之後告訴我是承裝冷氣的包商來估價，我因為已經開始動筆了，所以就要妻陪著他到房子各處去看看及量一下每個房間的尺寸以決定冷氣機的大小。    英雄早逝令人灣惋惜 我在寫的那篇文章，是描寫一場在1959年7月5日臺灣海峽上空所發生的一場空戰，因為那場空戰中的一位關鍵性人物──關永華中尉──在空戰後八年，也就是1967年飛行失事殉國，所以在這三十年後寫這篇文章也有紀念他的性質。  我不認識關永華，也從來沒有見過他，但是我卻對他一點都不感到陌生，因為在過去幾年來，當我走訪一些曾在臺灣上空，海峽雲端立下過戰績的飛行員時，他們在回述當年奮戰藍天的情節之外，總會提起一些在清泉崗的趣事，而在提到那些往事時，他們總會提起關永華，提起他的機智，他的幽默，以及他的豪爽，當然他們更會很惋惜的提起他的英年早逝。  祖凌雲將軍在提起關永華時說：「他是我所遇見過最稱職的僚機，當我帶著他執行任務時，我覺得僚機該在那個位置時，往那裡一看他一定已經飛在那裡了!」  李子豪將軍在談起清泉崗舊事時說：「所有的晚會裡只要有關永華在，氣氛一定不一樣，他有那種能將最木訥的人都可以逗笑的本事。」  愛國真正言行合一 張甲在回憶與他共事的時光時說：「有些人光是嘴巴上說愛國，他可是真正的做到了言行合一，以他的尊翁和遠東航空公司的關係，他很可以辦理退役進入民航，但是他卻選擇留在空軍裡為國賣命。」  聽了這些人對他的描述之後，心中不自覺的勾畫出了一個年輕、英挺的飛行員形象，不但幽默豪爽，更有著1960年代道地軍人的模樣，當時我就覺得如果今天他還在的話，我們該會成為很好的朋友的，也就是那時我起了替他寫一篇故事的念頭。  要寫他的故事，就必須多方面去找他的資料，而我所能找到有關他的消息卻都是由他軍中的朋友處得到的，如果能找到他的家人，由另一方面再去多瞭解一下他的生平，那麼寫出來一定會更生動。 祖凌雲將軍告訴我他記得關永華的遺孀張玉玲女士在十年前還住在台中安康一村的眷村，我可以先到那裡去找找看。於是我趁1996年回臺之便請李子豪將軍帶我到安康一村去拜訪張女士，但是很不巧，我們去的時候家裡沒人，而且據鄰居表示關永華的兩個女兒目前都在美國加州工作，因此張女士長年在美國居住，很少回台中眷村，當我問他們知不知道張女士在美國的地址時，那個鄰居笑著搖了搖頭。 查訪家屬一波三折                回到美國後，我向張甲打聽知不知道關永華的女兒住在加州哪裡，他很快的告訴我他知道並且馬上將她的電話給了我，當我很興奮的打電話去時，回答我的卻是電話公司的錄音帶：「該號已變，本局無新號資料。」  我又向空軍總部政戰部主任李天羽將軍處求援，李將軍曾在幾年前擔任台中三聯隊聯隊長，而且三十年前也曾在三大隊和關永華同事過，因此當我向他說明事由後，他很熱心的告訴我他會替我打聽，一旦有消息他會馬上通知我。  一直到 1997年七月中旬我都沒有關家的任何一點消息，而為了讓這篇故事能在十一月關永華殉國整三十週年的時候刊出，「中國的空軍」雜誌社主編告訴我必須在九月中以前將稿件送達，於是在八月初我放棄尋找關永華家人的念頭，同時以我所擁有資料開始撰寫「東洛島空戰──兼懷念關永華」。  遠在天邊近在咫尺 妻帶著那位冷氣包商將整個房子檢查過後回到飯廳時，我正在沉思如何的去刻畫這個我素昧平生的空軍軍官，所以並沒有多注意他們兩人的對話，直到妻提醒我該騰出點空間來讓那位包商來寫估價單時，我才注意到我的資料檔案已經將整個飯桌佔滿了，我趕緊將零散的剪報、影印及相片收到一旁，就是那時，一張關永華的相片由檔案夾中滑了出來。而那位包商也剛好在那時將他的資料放在飯桌上，他一抬頭就看見了那張相片。我正想將那張相片收起來時，那個包商卻先我一步的把那張相片拿了起來，並且仔細的端詳相片中的人物。我等了一會兒，但是他卻沒有將那張照片放下的意思，於是我沒好氣的問他：「怎麼？你認識相片裡的那個人嗎？」  那包商慢慢的抬起頭來看著我緩緩地說：「他是我哥哥!」

五十年前（民國54年）的8月6日，氣候非常的壞，傾盆大雨由前一天下午開始就沒有停過，清晨三點多鐘時，在清泉崗基地宿舍裡睡覺的三大隊大隊長陳燊齡上校突然被電話吵醒，作戰組組長通知他作戰司令部已下令，擔任警戒的四架F-104進入座艙待命姿態，隨時待命起飛。陳燊齡一聽之下知道情況緊急，於是趕緊起床，趕往警戒室。 當他趕到警戒室之後，由作戰組組長處知道事情的大概：海軍「漳江」「劍門」兩艘軍艦在大陸沿海東山島附近執行特種作戰任務時遭到中共海軍多艘魚雷艇的攻擊，需要空軍緊急支援。就在三大隊的F-104進入座艙待命之際，四大隊的F-100也已經完成掛彈待命起飛，等作戰司令部下達出發命令之後，F-104將負責制空掩護任務。 沒多久之後聯隊長張濟民少將也趕到警戒室，在聽完陳燊齡向他報告過狀況之後，他順口問了一下當天晚上是哪四個人擔任警戒，當他發現擔任二號機的飛行員是一個剛完成戰備的中尉時，他絲毫不加考慮的要求立刻換人，陳燊齡猶豫了一下，因為通常聯隊長對於任務人員的派遣並不參與意見，那天也許一來是任務特殊，再來也因為該中尉是第一次執行夜間警戒任務，所以聯隊長希望換一個較為資深的人員來執行這個作戰任務。 陳燊齡也知道那個中尉的經驗不足，但是他認為既然已經完成戰備就表示訓練合格，可以擔任作戰任務，如果當場換人不但表示上級派遣不當，對那名中尉來說也是一項挫折。所以陳燊齡當時向聯隊長表示，在眾目睽睽之下，讓那位中尉由待命的飛機中出來，換上另一位飛行員，這將是對那位中尉的一個嚴重打擊。當時聯隊長聽了之後，還是決定要換人，因為當天晚上的任務是一個真正的作戰任務，「不是開玩笑的！」陳燊齡大隊長當時為了那位中尉的前途，竟然當場向聯隊長表示，大隊部在鑑定那位中尉飛行員「完成戰備」時，也不是開玩笑的，如果在執行任務時，那位中尉出了任何差錯，那表示大隊的訓練不夠紮實，那將是他本人的過失，他將會負起一切責任。聯隊長在聽了他這樣的解釋之後也就不再堅持。 那天清晨四點多時，終於收到了作戰司令部出發的命令，四架F-104帶著狼囂的吼聲衝盡了黑暗的夜空，但是趕到海戰現場時卻不見任何船艦的蹤影，我方兩艘軍艦已被敵艦擊沉。 「漳江」「劍門」被擊沉之後，國防部在痛定思痛之際，決定要主動進擊大陸以雪前恥，這個進擊的任務就落在三大隊的肩上。 根據國防部所擬定的作戰計劃，三大隊將派出八架F-104G戰鬥機各攜兩枚響尾蛇飛彈，分兩批進入大陸，如果中共方面有任何攔截的舉動，我方飛機不必另行請示即可逕行接敵。 陳燊齡在接到命令之後，當即決定身先士卒親自領隊出征，副大隊長張汝誠也自告奮勇要擔任副領隊隨同出發，於是我方F-104部隊第一次出襲敵陣的作戰任務所排出的陣勢就是：大隊長陳燊齡率領四架飛機由金門方面進入敵區，副大隊長張汝誠率領另四架飛機由汕頭方面進入敵區。 執行任務那天，八架飛機完全保持無線電靜默，起飛時沒有聯絡塔台，起飛後也沒有呼叫戰管，一直保持軍用最大推力直奔大陸。陳燊齡以三萬呎高度由金門北邊進入大陸後繼續西飛，一直到深入大陸五十哩的地方才開始迴轉盤旋，等待中共軍機前來攔截。 那天飛在大陸上空時他的心情十分的複雜，他知道如果有任何敵機起飛攔截的話，他及他的僚機們一定會將敵機擊落，這是他在軍中多少年來受訓後的直覺反應，但是他的天性卻不是好戰的，當初參加空軍為的是保衛國家，抵抗外辱，然而他這輩子卻沒對外國人開過一鎗，所爭戰的對象都是中國人。為了不同的理念，也為了捍衛和自己一樣信仰的國人，在戰場上他對敵機開槍時決不會遲疑，不管對方飛機內坐的是哪一國人士，事後也絕不會後悔，只是他會想到什麼時候兩方主政人士才會有那種大智大勇以非武力的方法來解決雙方的差異？ 然而那天中共卻一點反應都沒有，想來中共方面由雷達測知我方飛機的速度及高度，不願打那沒把握的仗，所以沒有起飛攔截。二十五分鐘之後因油量關係，陳燊齡按照計畫帶著飛機回航，飛出大陸前的一剎那他再回頭對著神州投下最後一瞥，那是他此生中最後一次飛臨大陸上空，也是他軍旅生涯中最後一次執行進入大陸的作戰任務。

隔著太平洋，聽到有一位二十歲的青年在台灣自殺了。 二十歲，多麼年輕的年紀！生命幾乎是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我為那驟然而止的生命感到難過，他自殺的理由我不懂，想來他覺得那個理由值得他親手將自己的生命之火捻熄。 二十歲的人對事情的考量當然和我們不同，因為我知道四十餘年前我的想法和今日的我是有著顯著的差異。 在我這個年紀，會覺得沒有任何事是值得去自殺的，任何問題都有解決的方法，但是生命一旦結束，卻無法重來。 死，是一個人遲早會面對的歸途，只是我們有必要提早去面對它嗎？ 四十四年以前，我的朋友金靖鏘，二十歲不到就由空軍官校飛行專修班二期畢業，當時他滿腔熱血，希望在「確保台澎金馬」的國家政策下，獻出一份力量，來保衛這塊土地。然而，他所獻出的卻遠遠的超出那「一份力量」，他在畢業還不滿三個月的時候，就隨著他的座機灰飛湮滅，羽化而去。 在整個歷史的洪流裡，他個人的對國家的貢獻實在有限，但是他所代表的是那個時代裡，年輕人的熱血，抱負，當然也包括了衝動。 民國五十七年左右，空軍因為有大批飛行員退役，而空軍官校正期生所畢業的飛行員又無法滿足空軍的需求，於是在民國五十八年初成立了空軍官校飛行專修班，招收符合空勤體格的高中畢業生，以兩年時間給予飛行訓練，畢業後以空軍少尉任官。 這個消息在當時對一群對飛行有濃厚興趣，及具有強烈個人英雄主義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加入空軍學習飛行的難得機會。 金靖鏘是一個在空軍眷村長大的孩子，他的父親當年是為了為了抗日，而加入空軍的一位飛行軍官。在這種成長環境下，金靖鏘從小就對飛行發生了極大的興趣，而空軍成立飛行專修班的時候，正是金靖鏘由屏東高中畢業的那年，於是他就有了由那裏加入軍旅去學習飛行的的念頭。但是他是家中的獨子，光是這個理由就使他受到由他母親那裏來的相當大的阻力。 我不知道最後他是如何說服他的母親，但是我認為到最後他的母親還是懷著相當擔憂的心情，在民國五十八年七月，將他送進了官校的飛行專修班。 在那段期間，他的來信裡除了告訴我學習飛行的經驗與一些趣事之外，最常提就是對國家的熱愛，他曾引用官校校歌中的「民族興亡責任待吾肩」，來說明他認為他對國家的責任，他期望著在畢業之後，能駕著戰鬥機巡弋海峽上空，「絕不讓共匪跨越雷池一步」是他當時信中所寫的一句話。 他如願的在民國六十年初由專修班畢業，他興奮的將一張穿著飛行衣的相片寄來，並驕傲的表示他真的可以「執干戈以衛社稷」了。 沒想到，再接到他的消息時竟是他失事殉職的噩耗！那時他還差三個月才滿二十歲！ 四十餘年很快的過去，上個月我到碧潭去探望他時，曾站在他的墳前沉思很久，想著他英俊的神情，想著他的英年早逝，想著他信中所寫的「民族興亡責任待吾肩」。雖然他僅僅在他的崗位上三個月，但是他所表現的卻是那個時代青年人的想法，他們沒有國家認同的問題，他們在「確保台澎金馬」的政策下，無私的為國服務，給了台灣一個安全的環境來發展經濟，讓台灣在民國七十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曾幾何時，這一代的年輕人中，竟然有一群人不但歌頌著過去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更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種行徑真是會讓金靖鏘與他的父親那一代的軍人「情何以堪」。 我確定金靖鏘在他墜機殉職前的那一剎那，是多麼的渴望能繼續活下去，這與那位自我了斷的年輕人對生命的看法，及想到目前台灣那群與金靖鏘為國犧牲時相同年紀的年輕人，正企圖毀滅他所拼死捍衛的國家，這兩種強烈的對比，不禁使我會想問：到底是什麼造成了這種思想上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