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民國47年）初夏，根據國府國防部所獲得的情報顯示：中共駐在蚌埠第十一攻擊師的一個團在５月間已完成伊留申二十八（IL-28）輕轟炸機的換裝，同時原來駐在寧波的第十七戰鬥機團的也於５月間進駐路橋基地。７月初由監聽站所得到的情報中也發現在鞍山，瀋陽，徐州，旅大，南昌，新城，平潭墟及廣州等地間的空運機活動有顯著的增加，７月７日更發現原駐旅大的海軍航空隊第2師的四十架伊留申二十八已進駐上海。在這種情況下國府國防部判斷短期間內台灣海峽上一定會發生重大衝突，因此除了在７月１４日宣佈所有軍職人員停止一切休假外，更開始將台灣本島與外島的兵力作重新的調整，其中對空軍的戰力部署有下列的安排： ·       加強對大陸沿海各敵軍基地的空中偵照：福州，龍田，惠安，沙堤等機場每天偵照兩次，龍溪及澄海兩機場視情況每周偵照一次。 ·       １，２，３，４，５聯隊各派機四架擔任五分鐘防空待命。 ·       １，４聯隊各派機四架擔任掛彈十五分鐘防空兼出擊待命。 ·       ２，３，５聯隊各派機四架擔任十五分鐘防空待命。 ·       １，２，３，４，５聯隊各派機四架擔任三十分鐘防空待命。 ·       拂曉至終昏經常以四架F-86F擔任基隆與後龍間之巡邏。於拂曉，正午及終昏之重點時間另派四架F-84G在同一地區內擔任巡邏與警戒任務。 ·       拂曉與0700間，1200 – 1330，1800與終昏間，在馬公南北各三十浬地區內以四架F-86F經常擔任巡邏與警戒任務。另在0700 – 1200與1330 – 1800間各派F-84G擔任巡邏與警戒任務。 ·       […]

今天看到報紙上登著，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簡稱「洛馬」）將以九十億美金的代價，向聯合科技公司(United Technology)買下它旗下的直升機製造商，賽可斯基(Sikorsky)公司，這將使本來就已是全球最大的武器供應商 – 洛馬 – 更上一層樓，成為天王級的國防工業公司。 筆者曾在洛馬公司工作三十餘年，對於美國國防工業有著相當的了解，因此想趁著這個機會向大家介紹一下美國國防工業的內幕。 國防工業與一般工業有著顯著的不同，不但內部的運作不同，就連產品的售價的議定也與一般商品大不相同。 一般工業在找下游的供應廠商時，都會希望那些廠商最好離自己的工廠越近越好，這樣在進貨時不但時間節省很多，就連那些下游廠商出問題時，總公司也可很快的派人去了解狀況。即使有些公司的下游廠商因為價格的關係而設在其他州的時候，也必須要計算省下的金額是否可以超過運費及平時公司人員固定出差到那裡的費用。 國防工業就無法按照這一個模式來運作，因為國防工業的產品都是供應三軍的武器與裝備，需要國會來決定要不要買，如果一家公司所製造的坦克車，所有的零件及最後的組裝與測試都是在同一個州製造與進行的，那麼這個訂購單在國會進行表決時，其餘四十九州的國會議員就多少會有些意見。於是為了能夠確定拿到某項武器或裝備的訂單，國防工業公司在進行產品規劃時就會將下游供應廠商分佈在全國各地，這樣國會議員在投票時就會想到，如果投否決票時，自己選區內就會有多少人因而失業，這種情況下，他投票時多少會有些私心。 這樣將下游廠商分佈在全國各地，不就增加了成本，影響到了最後公司的盈利嗎？其實不然，因為國防工業的價格計算方法，下游廠商分佈在各地所增加的成本，不會使利潤減少！ 為什麼增加了開銷而不會使利潤減少呢？ 這是因為「新式」武器的議價方式！ 當美國空軍需要一種新式飛機的時候，它會將那型飛機所需具備的性能列出，然後請幾家飛機製造廠商提出「建議書」（Request for Proposal），這個建議書裡面將要詳細的說明那家公司將用什麼發法來達到空軍所提出的性能要求，同時也註明「預計」將花費多少時間及金錢來完成那些要求。空軍在評估每家公司所呈上的建議書之後，會根據那些建議做出一個選擇，得標的那家公司就會被要求在一定的時間之內，做出一架原形機供測試之用。 空軍既然是根據那個「建議書」來選定廠商，那麼是否就根據建議書上的價格來付費呢？這個答案是否定的，這話怎麼說呢？ 這是因為空軍所要求的性能通常是從來沒有在實體上驗證過的，比方說空軍要求一種新的飛機能在50呎的距離內起飛，飛機製造商會在建議書中表明，它可以用某種技術來達到這項要求，空軍本身的工程師及科學家在評估時，也覺得那種技術是可行的，所以那家公司就得標了。但是，那種技術說不定從來沒有在實體飛機上運作過，所以在簽訂合約時就會註明這架飛機的價格是「Cost Plus」（成本加），這個「加」是指的「獎金(Incentive Fee)」，換句話說就是空軍將付給那家飛機製造商「所有的成本」及「獎金」。 所以癥結就是那「所有的成本」，所有零件在下游廠商及總公司之間的運送費用，公司人員前往下游廠商開會、驗收時的差旅費，全都是歸在「所有的成本」之內。所以那些花費雖然是公司買單，但卻全都由空軍付帳。 […]

在這之前，我對於亡者「託夢」一事，總認為是怪力亂神，但是沒想到有一天這件事卻發生在我身上！ 去年年初我回國時，我像往常一樣，找了一個下午到空軍公墓去祭拜那些為國犧牲的空軍將士們。那天陪我一同去的是空軍退役中校游重山，他在擔任空軍駐舊金山灣區聯絡官時，我們成了好朋友。 在夕陽的斜照下，我們走在那一排排的黃土墳間，看著那漆色已經剝落的墓碑，想著每塊墓碑後面的揪心故事，心情竟不自覺的沈重起來。 重山所熟悉的僅是他期別前後的那些同學，學長及學弟們，對於在四、五○年代（1950s 到1960s)，於臺海上空為捍衛這塊土地而犧牲的先烈們，他卻是非常的陌生，所以我就充當了臨時導引員，將那些烈士們的事蹟，告訴重山。 當我們走到顧正華烈士的墳前時，我正要告訴重山顧烈士是在民國51年3月3日劉承司投誠那天失事殉職時，我發現那塊墓碑上竟然將他的殉國日期寫成51年1月9日，那時我幾乎不敢相信當局竟然擺了這麼個烏龍。於是我就用手機將那塊墓碑照下來，並在當晚寫了一封短訊給當時的空軍政戰部主任劉守仁將軍，並將那張相片傳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收到了劉將軍的回郵，他告訴我他已查明那塊墓碑確實是寫錯了，他並表示他已交代有關部門去做必要的修改。 在我返美之前，我再度前往碧潭時，發現墓碑已經更改，於是我又寫信給劉將軍，對空軍這種負責並立即處理的態度，表示感謝。 那時，我認為那件事已經落幕，沒想到幾個星期之後，那件事竟然有了驚人的後續發展。 那是在我回到美國之後的一天夜裡，我做了一個夢。夢裡有五、六位身穿六十年代空軍便服的軍人，及幾位穿著橘紅色飛行衣的飛行員來找我，為首的那位在與我握手，並告訴我他的名字時，我還知道他是誰。在夢中那人對我說他們幾人有事想請我幫忙，當時我表示只要我能做到，我很樂意幫忙。 「我們幾個人的門板錯了，想請您替我們改一下。」那人說。 我當時聽了之後，真有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的感覺，「門板錯了？」什麼是門板？ 「就是您上次替小顧改的那個。」那人見我似乎不知道什麼是「門板」，就提醒了我一下。 可是，在夢中一時之間，我竟然想不起來誰是小顧。 然而，就在我想問誰是小顧時，我突然間意識過來，小顧該就是「顧正華」！而站在我面前的該是一群與顧正華一樣為國犧牲的魂魄！夢到這裡，我猛然的由夢中驚醒，額頭上沁出幾粒汗珠。 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以前聽到這類亡者託夢的事時，總是歸諸於怪力亂神，但是那天夢醒之後，我卻知道那絕不是一個普通的夢，而真是有人來找我幫忙了，只是，就在驚醒的那一剎那，我竟然將那人名字忘記了，而且是怎麼都想不起來了。 老伴是信奉佛教，她對這類事情是堅信不疑的，所以當我將這起「託夢事件」向老伴說了之後，她先是抱怨我怎麼能將那麼重要的名字給忘了，然後她表示我在下次返國的時候，一定要到碧潭去將這件事辦妥，以忠「人」之託。 這次回國與空軍朋友們聚餐時，我將這件事向他們報告，並告訴大家這次我去碧潭時，將要仔細的去讀那些墓碑，看看能否找到那幾個「有誤」的門板！那幾位空軍朋友除了感到驚奇之外，六聯隊兩位退休的軍官，彭憲倉及蘇如麒更是就決定要陪我去碧潭走這一趟。 7月6日下午，當我們三人抵達碧潭空軍公墓時，發現墓園的鐵門竟是關著的，看著我失望的表情，憲倉叫我不要擔心，他可以想辦法，結果真是在他打了幾個電話連絡之後，有一位士官長前來替我們開門，而當那位士官長在知道我此行的目的時，竟表示願意全程陪同我們，並作記錄，因為前一次顧正華烈士的墓碑就是他所修改的。 碧潭空軍公墓裡一共有一千多個墳，即使走馬看花似的將那些墳走完，也要幾個鐘頭，何況還要仔細的去讀那些碑文，再加上那天天氣非常的悶熱，所以沒走幾排我就已經汗流夾背，但是為了那些前來託夢的魂魄，我真是咬緊了牙關，頂著烈日，一個墳一個墳的讀著過去。 在經過一個墳時，碑文上的姓名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我突然想起來，那就是在夢裡要我幫忙的那位，我將他的墓碑仔細看了一遍，結果還真是有著相當明顯的錯誤，因為他的畢業期別寫錯了。我在那個墳前鞠了個躬，並默默的在心中向他表示，我會替他將這件事辦妥，請他安心。 後來，我又發現了十七、八個錯誤的「門板」，其中有官校畢業期別的錯誤，殉職日期的錯誤，官階的錯誤，最離譜的還有一位的姓名都寫錯了。 […]

從小學開始第一次填寫個人資料，我就知道我的籍貫是「河北樂亭」，但是那裡對於我來說僅是一個地理名詞，偶爾聽父親及爺爺談到那裏，也只是一點片段，無法讓我完全了解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但是我一直認為，再過「幾年」，反攻大陸之後，我就可以回到那裏去，親自體會那裏的風土人情。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有一次與父親搭火車由竹南到台北，一上車我就聽見車廂的另一邊有幾個人在用我非常熟悉的鄉音交談著，老爸也聽到了，於是他帶著我就往那邊走去，到了那幾個人旁邊，老爸問我要不要將夾克脫去，他這麼一開口，那幾個人立刻回頭看他，那是因為「樂亭」的口音是相當特別的，就是因為那個口音，他們就開始與老爸交談，一談果然是樂亭鄉親，於是幾個人立刻就像老友似的開始聊天，在那短短的旅途上，幾個人就由完全的陌生，變成了像拜過把子似的熱絡，到在台北下車時，幾個人還互換通訊地址，到底，台灣的樂亭人不是很多。 那件事給我留下的像很深，也讓我了解到什麼是「人不親，土親」的道理。 二十多年後，有一天我在舊金山南灣的一家超市裡，又聽到了那個特別的鄉音，於是我也像當初老爸前去認老鄉一樣的前去打招呼，一談之下，他們還真是樂亭人，但是那次並沒有印象中老爸遇到鄉親時般的熱絡，他們在發現我是生在台灣的「假」樂亭人之後，就更沒有什麼交集，那次沒有互換地址，連姓名都沒問就分開了。 原來，我與樂亭的關係是繫在老爸的身上，老爸走了之後，我就與那裏沒有任何關係了。 就在那同一年，我回台灣時，空軍總司令部安排我到台南的一大隊去參觀。當時的一大隊大隊長是游永松上校，他那天一開始時非常正式的向我介紹一大隊的沿革史，也很拘謹的帶著我到各處去參觀，但是當他在午餐時問了我了一個問題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 他問我，在離開台灣之前我住在哪裡。 我告訴他，我住在頭份，他聽了之後，臉上透過一絲驚奇的表情，然後告訴我他是住在頭份旁邊的竹南。這下子輪到我吃驚了，我連忙告訴他在搬到頭份之前我在竹南住了五年。當時的氣氛立刻由非常的「官式」變成相當「私人」化了，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共同的過去了！ 細談之下，我們發現我們住的地方僅隔著一道圍牆，他住在竹南中學裡面，我住在竹南中學外面，雖然我比他大兩歲，但是我們之間有著許多共同的朋友。 當天下午，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裡聊了許多「竹南舊事」，晚上他更帶我到台南市裡去逛，去吃當地的小吃，完全一副老友的樣子。 那天，我這個「樂亭」人，與游永松那位「福州」人，聚在一起時卻大談「竹南」，因為，那天我驀然了解到，其實我們就是「台灣人」！我們的根也許是分別在大陸不同的角落，但是，我們的家鄉卻都是台灣。 近幾年來，「愛台灣」的口號相當響亮，但是，我發現呼叫那個口號的主要目的是想分別「本省人」與「外省人」，那些不是「台灣」的人，自然就「不愛」台灣。 但是，一直到現在被大家所公認對台灣經濟發展有貢獻的李國鼎、尹仲容及孫運璿等人，都不是所謂的「台灣人」，他們將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這塊土地。他們的出發點是「愛國」，愛「中華民國」，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所以為了國家，他們毫不保留的為台灣付出。 樂亭鄉音雖然熟悉，但是台灣國語卻更是親切，我愛台灣，更愛中華民國，因為台灣是我的故鄉，中華民國是我的國家。

「國民黨都跑去投共了，那些國民黨軍人真的死了都白死。」 這是一位網友讀了我那篇「國魂與軍魂」之後，在我臉書上的留言！ 我當時看了之後，第一個感想就是：那位網友搞錯了，那些不是國民黨的軍人，而是「中華民國」的軍人，他們的犧牲是為了我們全體國民！ 後來，我在想這件事的時候，突然想到，那位網友是在臉書上看到我的文章，在我的臉書上留下他的意見，光是衝著這件事，我們就該感謝那些為了捍衛台灣這塊土地，而獻出了生命的那些人。因為，中國大陸一直到現在都禁止人們使用臉書。如果中共在四、五十年前就達到「解放台灣」的目的的話，那麼如今在台灣的人民，就會像大陸上的人民一樣，無法進入臉書。 民國四十三年的「九三」砲戰，民國四十七年的「八二三」砲戰，是兩場比較大的戰役，還有許多其他零星的接觸，這些大小戰役中有許多人為國犧牲，他們那些人在槍林彈雨中作戰時，並沒有想到他是在保衛「張三」或「李四」，他們是在保衛這塊土地，保衛我們的國家，而在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不管是大學教授，或是販夫走卒，無論是藍是綠，都因為那些人的獻出，而得到了我們目前所享受到的自由！ 也許軍中有大部分的人是國民黨員，那是因為他們認同國民黨的理念，如果硬要因為國民黨中有人到對岸去，就要怪罪那些軍人，那麼一旦綠營執政之後，軍人是否就只保衛綠營的人呢？ 我不管別人是怎麼想，我是一直感激每一位軍人，因為我知道是他們付出，才使我這個旅居美國超過四十年的遊子，在想家的時候，還有個家可以回！

前幾天在網路上看到台灣的一份報紙報導空軍一連在幾天內摔了兩架飛機之事時竟用了「護漁？護個鬼！」做為標題，心中真是相當的氣憤。做為一個新聞記者報導一件事情時應該客觀的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前面，而不該將自己的情緒放進去，因為這究竟是篇新聞報導而不是社論。 飛機是種高科技的產物，由成千上萬個機械零件，上萬呎以上的電線及多個電腦所組成，飛行期間如果其中任何一個小組件故障或人為操作上的疏忽都很可能造成相當嚴重的後果。然而無論地勤人員多麼仔細，飛行員多麼小心，失誤總會發生，這就是著名的「墨菲定律」～凡是可能出錯的事均會出錯！這種狀況下，只能盡量減少失誤的機率，但是這種機率不可能降到零！ 我國F-16及幻象的失事率與其它國的空軍相比並不差，那麼為什麼要用那麼風涼的語氣來數落自己國家的空軍呢？在我看到那份報導的同一天，在那份報紙的網站上我就發現了無數個錯別字，如果有人對那報紙的編輯說：「字都不會寫，發新聞？發個鬼！」他會做何感想？ 目前兩岸的情勢不比五、六十年前，在國家沒有一個明顯敵人的狀況下就不免會有人認為軍隊是多餘的，消遣軍人也成為政論名嘴的家常便飯，因為那些人以為只有在兩兵交接砲火互射的狀況下軍人才派得上用場，除此之外對於軍人他們所關心的似乎只是十八趴及年節慰問金。 前參謀總長陳燊齡將軍在任職空軍作戰司令時有天在與幾位非軍職政府官員吃中飯時，有人向他提到既然多少年來台灣海峽上都沒有任何戰事發生，作戰司令的職位一定是相當的輕鬆。 
陳燊齡將軍注意到那位官員在說話時也一直的在揮手趕餐桌上的一隻蒼蠅，於是他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糾正一下那位官員對戰爭的看法。陳將軍告訴那位官員作戰並不一定要有看的見的戰果，並不是一定要擊落幾架敵機或是在敵陣上扔幾顆炸彈才算作戰，其實這跟在餐桌上趕蒼蠅一樣，為了不讓蒼蠅落在菜上所以我們不停的在揮手，蒼蠅受了揮手的影響而沒法子落在菜上，但它並沒有因此而罷休，它隨時的圍著餐桌在繞等待著任何一個可乘的機會來偷襲桌子上的紅燒蹄膀，只要它在飯廳裡我們就得無時不刻的注意它的行蹤，隨時揮手來阻止它的偷襲。這就是我們和蒼蠅的作戰，當我們看到蒼蠅即將落在菜上時我們的腦子就會下一個命令給我們的手，我們揮手的的動作就是在執行腦子所下達的任務，只要蒼蠅沒有落在菜上我們的任務就達成了，而在這整個過程裡我們並沒有打死任何一隻蒼蠅。 
這是軍人在非戰爭情間對國家所作出貢獻的最好例子，但那也是一般國人所感覺不到的。不但普通國民對軍人在平時為國家所作出的貢獻不大了解，就連政府的高官在這方面也表現的相當無知，當傅慰孤將軍任職國防部常務次長時，有天前副總統呂秀蓮女士要傅將軍陪同她招待外國的媒體到軍人監獄去參觀。回程時呂前副總統向傅將軍表示人生的際遇真是很難預料，以她本人為例，上一次她到軍人監獄時是個犯人，沒想到再度造訪那裏時她已是貴為副總統，說到那裏呂前副總統反問傅將軍，當她在抗爭的那個年代傅將軍在做些什麼？傅將軍當時很平靜的答覆：「我駕著戰鬥機在台灣海峽上空保衛著這塊土地，讓你們有個安全的抗爭環境。」呂前副總統聽後不知是為自己的無知感到慚愧，還是終於明白了軍人對國家的付出而一時啞口無言。 
我每年回台灣時都會專程到碧潭去對那些為國捐軀的空軍將士們，獻上我對他們的敬意。在目前國內社會環境下讀著冰冷碑文上對那些早逝英雄的簡介我都會想起林徽音女士的那首新詩，「哭三弟恆」（林徽音的三弟林恆，空軍官校十期，民國30年3月14日於成都空戰陣亡）中的最後一句：「…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 
人無不死，但是那些英年早逝英雄們的事蹟該存活在國人們的心中，因為是那些人的犧牲，我們的生命才得以延續。五、六十年前當中共口口聲聲的要「解放台灣」時，我們除了演習外何時聽過空襲警報的鳴聲？那是因為目前業已退休的榮民們及那些為國捐軀的英雄們曾將中共的野心擋在海峽的彼端！ 
我參觀美國空軍博物館時看到的一段文字曾讓我沉思良久，那段文是這樣寫的：「A nation that does not honor its heroes, it has been said, loses […]

十多年前在舊金山的一場保釣大遊行的行列裡，有一位年已七十三歲的老先生，也隨著大夥兒高舉著中華民國的國旗，高呼著反日保釣的口號。這是他第二次為了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而走上唐人街的街頭，上一次是在七十多年以前七七事變的時候，那時他還只是個初中學生，為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但家人稱為祖國的地方，他隨著中華學校的同學們站在唐人街的街頭向大家募捐，替祖國籌募戰爭經費。幾年之後，在年紀剛到可以參軍的時候，他又在家人的贊助下回到那陌生的土地，加入空軍，直接的為國效力沙場。 他，就是如今以九十高齡的朱安琪先生。在談起當年回國從軍的那段故事時，兩鬢已經花白的他，眼睛再度的散發出興奮的眼神，因為他一直認為對日作戰的那段時間是他此生中最值得回憶的一段日子。 美國的憲法禁止公民私自參加外國軍隊，違者將會被取消美國國籍。朱安琪當時回國參加中國空軍時，對這個禁令並沒有多加理會，雖然生在美國，但是他始終知道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為了自己國家的存亡，犧牲了美國公民權，實在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這和前陣子中共在台海演習時，大批人爭先恐後的離開台灣的情況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民國初年的美國華人社會也和現在的情形大不相同，絕大多數的華僑都還懷著“客居”的心態，把太平洋彼岸的中國當成自己唯一的祖國，期待著能有衣錦還鄉的一天。所以下一代的教育也以中文為主，中國孩子們每天在當地學校放學後，都必須再到中文學校去修三小時的中文課程，再加上星期六還有五小時的課，每個星期中文學校的課程竟高達二十小時。在這種情形下中文學校的師資自然也是非常的被重視，許多老師都是專程的由國內聘請來的，朱安琪先生的父親朱忠存先生就是在民國6年，剛由北大畢業的時候應舊金山北邊的Hanford中華學校邀請，由國內前來擔任該校校長。 朱忠存先生雖然是一個很傳統的書生，但是他卻對新的科技與事物也很有興趣。民國21年在他三十五歲那年，他加入了中華航空學校第一期開始學習飛行，那所航空學校是舊金山華僑們為了響應國父所提倡的「航空救國」的理念而設立的，校址就在如今的舊金山國際機場。 當時只有九歲的朱安琪隨著父親的學飛，開始對飛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曾站在跑道邊的草地上，仰頭看著藍天中飛行訓練中的機群在金山灣上翱翔，幻想著有一天也能和父親一樣的駕機遨遊長空。 中華航空學校第一期有二十名飛行生於民國23年畢業，當時中國空軍正在萌芽階段，極需飛行人才，因此有十一名畢業生於畢業後馬上回國投身於祖國航空事業。 第一期畢業之後，中華航空學校因為經費關係並沒有馬上續招第二期學生，一直等到民國26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開始全面對日抗戰之後，舊金山的華僑們再度的踴躍捐款讓該校重新開始招生，並鼓勵華僑子弟參加訓練行列，這時中華航空學校在培訓飛行人才的同時也開始訓練飛機維護人員。這一期一共有十一名飛行人員畢業，其中有三人回國加入空軍官校第九期繼續接受高級飛行訓練。 民國27年中華航校第三期開始招生，年僅十六歲的朱安琪在父親的鼓勵下也加入了訓練的行列。因為當時抗日已經進入第二年，海外的華僑們也都開始了解這將是一場長期的抗戰，所以在中華航空學校受訓的學生們都抱著學成後將回國從軍的心態，非常專心的去學習每一項技能。 民國28年4月底，朱安琪和其他二十九位同學一起完成了飛行訓練而由中華航校畢業，畢業之後全體同學馬上由舊金山搭船回國參加抗戰，朱安琪因為高中還差一個多月才能畢業，所以暫時留在美國等高中畢業之後再隻身返國。 當時全美華僑在敵愾同仇的心情下都全心全力的支援政府長期抗戰的措施，所以舊金山僑界知道朱安琪因學校課業的關係而無法和同學一同回國時，大家又湊錢替他買了一張汎美航空公司的機票，使他可以趕到香港和同學集合後再一道去昆明向空軍官校報到，當年由舊金山搭汎美的中國飛剪號(China Clipper)回香港的單程機票是一千多美金，折合成目前的金額該超過兩萬美金! 民國28年6月中，朱安琪在舊金山金銀島(Treasure Island)的汎美航空公司的碼頭上(註1)和雙親道別，獨自一人踏上了回國的旅程。因為美國政府禁止公民在國外從軍，所以朱安琪在飛機上並沒有向同行的旅客說明返鄉的真正目的，反而飛機上的組員知道他也是飛行員之後和他聊的非常的投機，減少了不少旅途中的寂寞。 飛機經過夏威夷，威克島，關島及馬尼拉之後，於六月下旬抵達香港。這號稱東方之珠的香港當時並沒有因為中日戰爭而影響到它的繁華，仍然是燈紅酒綠的在迎接著由四方湧進的各路英雄好漢。 朱安琪和同學們在香港會合之後，立即又開始了前往昆明的旅程。那時因為廣東省已被日軍佔領，無法由陸路直接前往，所以只得由海路先到越南海防，然後再搭火車經河內前往昆明。 民國28年7月底，朱安琪等三十位由美國回國從軍的准飛行員們終來到了中國的空軍搖籃，校園內精神堡壘上的幾個字：「我們的身體飛機與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給了他們那群人很大的震撼，這回是真要上戰場和敵人一拼死活了！ 空軍官校對這群千里跋涉回國從軍的華僑們非常重視，特別將他們交給當時在官校由陳納德為首的外籍顧問們做資格鑑定，沒想到在飛行之前的體格檢查這一關，就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因為不符合中國空軍所訂下的空勤標準而被淘汰，結果他們被編入地勤修護部隊為國效勞。其餘包括朱安琪在內的十六人被編入官校第十一期開始高級飛行訓練，還有四人因技術尚未達到標準，因此被編入第十二期繼續接受初級訓練。 在開始飛行訓練之前，官校發現了一個以前沒有想到的問題，這群華僑學生雖然從小就開始接受中文教育，但是他們所說的卻都是廣東話，國語是一句都聽不懂。所以在編組的時候還著實的費了點心思，讓每一個華僑學生的組裡最少要有一人會說流利的廣東話或英語，這樣才能幫他們了解教官的講解。 朱安琪先生提到這件事時還想起了件非常有趣的事，當時和他同一組的其他三人是：曾天培、李國安及也是由美國一道回國的黃文彬，因為曾天培會說流利的廣東話，所以就被校方安排成朱、黃兩人的翻譯。因為當時的教練機中沒有前後座通話的裝備，所以每次飛行下來之後教官才有機會將飛行中學生所犯的過錯一一的告誡學生，結果那時每人每天飛一次就得挨一次訓，但擔任翻譯的曾天培每天卻得挨三次訓！ 在官校受訓的時候，日機還不時的前來轟炸，因此當時官校的教官們除了得擔任訓練飛行任務之外，還得在空襲的時候駕機昇空與日機作戰。朱安琪那組的教官譚漢男教官就在一次空戰中遭日機擊中而迫降負傷，親眼看著教官被三架零式機追擊時的悲慘景象，使朱安琪對日本軍閥產生了更深的一層恨意，他發誓這些血債一定要用日本人的血來償還。 經過一年多的訓練之後，朱安琪終於在民國30年2月10日於空軍官校畢業，正式成為一個中華民國的空軍軍官。原本以為任官之後馬上就可以參加對日作戰的朱安琪，卻因為抗戰初期飛機耗損太快，部隊裡已經沒有飛機可以讓這群新的飛行員大顯身手了，所以十一期的畢業生就在成都見習了半年之後，被派到新疆的伊寧教導隊去接收蘇俄的I-16型戰鬥機。 […]

看到網上傳來華航空服員穿著嶄新的制服在台北市東區亮相的影片，我的第一個感想就是：「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如果沒壞，不要去修它）」這是在美國一般工人之間流傳的相當廣的一句話。 老實說，我是比較喜歡以前的制服，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華航要改它，難道是有人抱怨舊的制服不好看？ 也就是因為這件華航換制服的事，讓我想起了當年Pratt & Whitney換商標的往事。 1981年我還在康州的Pratt & Whitney擔任測試工程師的時候，公司宣布要將公司原來的老鷹商標更換成一個抽象型的商標。當時大家看了那個新的商標之後，都想不透公司高層為何要將那個歷史悠久的商標換掉？再說，新的商標也實在沒有舊的商標好看。 公司宣布換商標的那天，我立刻到公司的商店裡買了幾個原來的老鷹商標，因為我認為以後大概就找不到那個神氣的商標了。 幾年之後，我轉到加州的洛克希德公司的太空部門服務，當時因為工作繁忙，就沒有花任何時間去注意老東家的事，直到有一天我到外地出差，注意到所搭的那架飛機的發動機上竟然是原來的老鷹商標，我一開始還以為是老飛機，所以發動機上的商標沒有改過來，但是繼而一想，Pratt & Whitney換商標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我所搭的那架747-400絕對沒有那麼老舊，那麼難道又將商標換回原來的老鷹商標了嗎？ 我打電話問原來公司的同事，原來還真是將商標換回原來的式樣了。 那位同事在告訴我這件事的同時，也同時透露了當時更換商標的內幕。 原來，當時公司高層的一個親戚，在一家商業設計公司任高級主管，在一次家庭聚會之後，公司就與那家設計公司簽約，請他們替公司設計一個新的商標。 […]

陳燊齡將軍剛任聯隊長後的一天下午，在基地內的例行簡報時，行政參謀向他報告，當天中午在美軍餐廳任職的一個中國雇員被美軍憲兵搜身時發現身上藏有美軍餐廳裡的用品，因此當場被美國憲兵拘留，現在仍被扣在美軍憲兵隊內。 這種事情以前也發生過，以往的基地主官可能並沒有將那當成一件要事來處裡。但是那天陳燊齡將軍在聽到這件事後，卻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小事情，華籍員工偷東西固然是不對，但是美籍憲兵在中華民國的領土內任意搜索中華民國人民卻犯了更大的錯誤！ 陳燊齡將軍當場立刻要參謀通知美軍聯隊長奧斯威上校﹝Col. Andrew Iosue﹞，要求他即刻到基地內的美軍憲兵隊去，有重大事件要處裡。 在美軍憲兵隊內，陳燊齡首先詢問奧斯威上校知不知道有中華民國的公民被美軍憲兵扣留，奧斯威上校一聽陳燊齡將軍的口氣，就知道這已不是一件單純的偷竊事件，但是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他先命令當天美軍值勤的憲兵中尉將這件事情的始末做一個報告。 美軍憲兵中尉說當天美軍廚房的經理懷疑華籍員工張某在餐廳值班時偷竊餐廳內的火腿，因此通知憲兵隊前去檢查，憲兵在搜查張某的私人儲藏櫃時果真在裡面發現了一條火腿，因此將張某當場拘扣，並通知基地內的中華民國憲兵，目前正在等候他們前來提人。 奧斯威上校聽了美軍憲兵的報告後，先鬆了一口氣，因為顯然美國憲兵已經通知了基地內的憲兵隊，目前只是等候中華民國憲兵前來提人而已，於是他向陳燊齡將軍表示既然憲兵隊尚未前來提人，他們很樂意立刻將張某交給陳燊齡將軍處置。 陳燊齡將軍打斷了歐斯威上校的建議，他反問歐斯威上校是誰付給美軍憲兵權力在中華民國的領土上搜索中華民國的公民？當時美軍憲兵該通知基地內的中華民國憲兵隊前來處裡，而不是直接搜索張某。 奧斯威上校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於是只有下令美國憲兵當場將張某釋放。 陳燊齡將軍看到張某被釋放之後，覺得這件事並沒有完全解決，他覺得應該讓美軍知道在外的為客之道，不能讓他們這樣反客為主。 於是他在回到辦公室後，立刻將駐守基地大門的憲兵排排長找來，下命由即時起所有進出營門口的美軍人員及車輛都必須徹底檢查，如有違規者立刻扣押。 另外他也將美軍餐廳及俱樂部的華籍領班找來，告訴他當天所發生的盜竊事件，要求他保證這種丟人的偷竊行為不再發生，要不然他將會將所有華籍員工的基地通行證取消。 當天晚上，清泉崗基地大門口排了一長串夜歸的美軍人員，在營門口被中華民國憲兵一個一個的做嚴密檢查，有幾個身懷毒品的美軍士兵被當場扣押。 第二天一大早，奧斯威上校就到陳燊齡辦公室求見，兩人見面之後，奧斯威上校開門見山的問陳燊齡將軍：「陳將軍，這個基地的憲兵是不是歸您管？」 「上校，這個基地的每一個人，包括你在內，都歸我管！」陳燊齡將軍非常嚴肅的表示。 其實陳燊齡與奧斯威上校相當熟悉，平時都直接以名字相稱，但是當天陳燊齡卻有意以官階來稱呼奧斯威上校，來提醒他軍中的階級服從。 奧斯威上校聽了這話之後，立刻舉起雙手做出投降狀並說：「我了解，將軍，我了解！」他的這種急智幽默引起了陳燊齡將軍的哈哈大笑，兩人再度握手之後開始正式討論兩軍之間的問題。 當天兩位主官在討論之後達成協議：中華民國憲兵有權檢查基地內包括美軍在內的任何官兵，而美國憲兵只能對美籍軍人做檢查，不能觸及中華民國軍人及公民。 兩人達成協議後並做成正式備忘錄，陳燊齡將軍知道奧斯威上校將備忘錄送交美軍協防司令部之後，協防司令部一定會就這事再度向我國國防部協商，因此他立刻親自向當時的總司令陳衣凡上將報告這件事，陳總司令在知道這件事情的處裡經過後，對陳燊齡少將處裡這件事的態度非常讚賞，並表示絕對支持他的決定。 後來美軍協防司令部果然和我國的國防部就這件事再度展開協商，最後竟演變成我國外交部與美國國務院之間的對話，而討論之後的結果不但維持了陳燊齡將軍與奧斯威上校之間的協定，並更進一步的取消了美軍在台的治外法權，從此美軍在台如有犯罪行為必須依照中華民國的法律來制裁。這件外交上的勝利雖然是由陳燊齡將軍所啟發，但是他卻並不引以為傲，因為他覺得他只是做了一件非常本份的事，替國人保持了基本的尊嚴。

在臉書上看到一則故事，一位身著迷彩軍裝的女兵在高雄高鐵車站上的Starbucks咖啡店買咖啡的相片被放在網上，照相的那位先生質疑為何女兵可以在那時去買咖啡。 我看了之後，就想起了幾年前我還沒退休時的一件往事，那時我經常到全美各地去出差，有一天我在前往波斯頓出差時，在丹佛機場轉機。我趁著等機的時候到機場的麥當勞去買午餐，那時剛好有一位身著迷彩的女兵背著一個大背包，就排在我後面，我同她點了個頭，並問她去哪裡？背包重嗎？她告訴我她剛由伊拉克戰場回國，要回西雅圖的家，背包裡是她在伊拉克時所有的家當及替她女兒買的一些紀念品，雖然很重，但是因為歸心似箭，所以在興奮的心情下，也就不覺得重了。 就在那時，輪到我點餐了，我在點好餐之後，告訴櫃檯後面的工作人員，將後面那位女兵的帳一到算在我的帳下。 那位女兵聽了之後，急急的說不必了，因為她由當天上午由費城開始歸鄉之旅之後，總有陌生人替她打點一切，先是計程車司機不收她錢，航空公司將她升等到頭等艙，吃早餐時有人替她買單，再加上我要替她付午餐的帳，她實在覺得受之有愧，她穿的那身軍裝並不是為了佔便宜的。 我告訴她，經過她在伊拉克一年多的付出之後，是我們虧欠了她，替她付那午餐錢實在是我最起碼該做的事。 在共用午餐時，我知道她是在軍中是擔任通訊的工作，雖然不用直接拿武器出外勤，但是有幾次他們的營地在受到攻擊時，她也必須拿著步槍去防衛營地。她有一個五歲的女兒，當她在伊拉克前線服役時，是她的先生及父母，替她照顧那個女兒，說著她看了看錶，臉上充滿了笑容的告訴我她還有三個多鐘頭就可以見到女兒了。我看著她也笑了笑，並祝她一切順利。 當天兩人分手之後，那件事就在我的記憶中漸漸淡去，直到今天看到網上的那則新聞後，我才又想起那天在丹佛機場與她短暫的相遇。 我想是什麼原因讓我與那位先生在遇見女兵之後，會有完全不同的反應？也許台灣的太平日子過的太久了，讓那人看到軍人之後，就會認為是吃閒飯的，就會想到十八趴，所以就有那種反應，只是，如果有那麼一天，台灣海峽再有危機出現時，國人們將仰望什麼人來捍衛人民的安全？ 我個人對伊拉克的戰爭並不贊同，但是，那些軍人並沒有任何選擇，她在接到命令後，毫不遲疑的將家中幼女放下，扛起背包前往前線去執行國家所賦予的任務。那些背包雖然沈重，但是在他們扛起背包的同時，我們得到了一個自由生活的環境！ 戰士的背包與奴隸的枷鎖孰輕孰重？ 我寧可替他們付出一頓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