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上驚聞舊金山市長李孟賢先生在前晚遽然而逝，我不認識他，對他的行政工作與成效也全不了解，但是我卻知道他今年才65歲，比我還小四個月！ 算起來他今年五月才剛被認證為「法定老人」，可以接受聯邦的醫療保險，明年五月他才可以領取美國的社會安全保險金，但是他卻在前天夜裡因為心臟病突發而逝世。 我想他一定有過他的人生規劃，例如哪一年退休，退休之後他將如何的去度過他的黃金夕陽歲月，然而前天上午那些計畫還是他夢想的一部分，現在卻已全淪為泡沫。 像我一樣認為有前世今生的人，有時會開玩笑的說：「你永遠不知道明天或下輩子哪個先到！」李孟賢市長在前天下班的時候，不會知道他已經沒有明天了。
今年十一月九號在我返美的那天上午，有一位媒體朋友，打電話給我，問我對幻象機失事的想法，因為她在八月間曾為我所寫的那本新書「飛航解密」訪問過我，所以她想請我以一位「專家」的身分來說一下，那一架飛機是因為什麼原因失蹤，失事。 我當時想她大概是因為我在航太界工作了一輩子，又寫了一本有關飛機失事的書，所以我就可以稱的上是一位這方面的「專家」吧，但是，在沒有任何相關資料的情況下，就發表對這次失事的看法及原因，絕不是一位真正的「專家」會做的事！
這次華裔人士駕駛小型飛機在聖荷西東邊的小機場失事之後，經文處的馬鐘麟處長在抵達醫院探視那兩位飛行員時，在他們的病房裡就與我聯絡，希望我能對那幾位同胞提供一些協助，我因為已經退休，平時就是閒人一個，而且對於航空界稍許有些了解，所以當時立刻就答應馬處長，我會與那幾位飛行員聯絡，並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協助。 我掛掉電話之後，第一個感覺就是馬處長在處理這件事的作法，竟與我印象中的外交「官」有著相當大的差距！ 我上一次有事到領事館（經文處是現在的名稱，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前的名稱是領事館）要求協助是在1971年，而那次我所受到的待遇，讓我有很長一段時間認為領事館裡的那些「官員」並不是來協助僑民的，他們只是來當「官」的。 那時我剛到紐約念大學一年級，有一次我身上全部的錢只剩下不到十元（對的，不到十元，1971年的我真是曾如此窘過），而打工所賺的錢要到月底才發，所以那幾天窮的連吃飯都有問題了。 就在那時，我接到了一張我叔叔由台灣給我寄來的兩百元支票，看著那張及時雨似的支票，我高興的立刻衝到銀行去兌現，結果到了銀行，櫃檯的職員告訴我，他不能把錢給我，因為那張支票上的抬頭是寫著「Johnny Wang」（年輕時曾迷著幾位外籍歌星，Johnny Horton及Johnny Cash，所以我就用Johnny當成自己的英文名字），而我護照上的名字卻是由中文名字直接翻譯的Li-Jen Wang，所以銀行無法將那支票兌現。 當時，那位銀行的職員告訴我，如果我的護照上有「Also Known as Johnny Wang」的話，他就可以將支票兌現給我。 有了這項資訊後，我立刻就前往領事館，要求在我的護照上加簽英文名字。等我在那裡填好表格，將護照交上去之後，才知道還要繳三元的手續費（或許是五元，因時間久遠已不復記得），我當時想著反正護照加簽過後，我立刻就可以去將那兩百元的支票兌現，所以沒有怎麼多想，就將手續費繳了。 沒想到，那位辦事員收了我的錢及護照之後，告訴我三天之後再去取件！ 聽了他的話之後，我一下子就愣在那裡，心裡只想著交了手續費之後，身上就剩下幾塊錢了，那我那幾天該怎麼過？ 我把我的狀況告訴那位辦事員，並央求他是否可以替我當天就辦妥。 我一直到今天都記得那位女士當時的表情及口氣：「你沒有錢是你的事。」 當年只有19歲的我，聽著這樣的話，竟然一點對策都沒有，只有轉頭走出領事館，心想著我該怎麼將就著那剩下的幾塊錢，去度過那三天。 還好那時年輕，每天少吃一頓，每頓少吃一點，那幾天也就過了。 不過，那句「你沒有錢是你的事。」卻一直是我心中的夢魘，我曾試著去了解有什麼理由一個加簽竟要等三天？而在知道我的窘境時，是什麼樣的心態才會對著一個19歲的學生說出那樣無情的話？ […]
今天上午去接了前天在Reid-Hillview附近墜機的兩位由台灣來的飛行員，到FAA的辦公室去對NTSB做這次失事的報告。 這兩人因著對藍天的嚮往，因此結伴前來美國學習飛行，目前都已有了私人飛行執照及兩百多小時的飛行時間，現在正在進行下一個階段的訓練，預備在不久的將來就去考商業飛行執照。 他們雖然年輕，但是卻是非常的成熟，尤其那位失事時坐在左座的正駕駛，他在飛機剛離地，高度還不到一百呎的時候，就發現飛機的馬力正在逐漸消失，他立刻開始四下尋找可以迫降的場地，結果他發現在飛機左前方十點鐘方位似乎有一個空曠的場地，於是他就將就著飛機僅有的馬力及有限的高度，操縱著飛機往那方向飛去。 他告訴我那時雖然緊急，他卻是一點都沒有害怕的感覺，不斷的注意著飛機的空速，在空速接近失速的時候，他就將機頭鬆下一些，這樣他知道他就可以繼續有效的控制飛機，但是飛機一開始的高度就不到一百呎，在他推頭三兩下之後，就已經到了樹梢的高度，然後飛機很快的就喪失了所有的高度，而撞上了一棟民房。 目前飛機已被運到一個棚廠，在那裡NTSB的專家將會根據飛機損壞的狀況，及兩位飛行員對失事過程的證詞，來判斷飛機失事的原因。而不論是機械的原因或是飛行員的過失，NTSB都會做出改進的建議，讓日後類似的情形不再發生。 在與他們談到這次失事的經過時，我發現一個許多由台灣來此地學飛行的年輕人所忽略的一件事，那就是「保險」！ 這兩位飛行員在簽租飛機的合約時，有購買保險，但是他們都不知道保險的內容，到底那個保險的責任險（Liability Insurance）所保的金額是多少？保險有沒有包括飛機及租賃公司的損失？而目前他們也不知道那個他們所買的保險中有沒有包括機上人員的醫療部分。 我的朋友卜君力在知道這件事之後，對那些來美國飛行的年輕人，有著這樣的建議，在租賃合一架飛機之前，先去購買Renter Insurance，這個保險一個月才十元左右，但會包括買保險人所租的任何一架飛機，在萬一租飛機時所買的保險不足時，這個保險可以介入去補足那些不足的部份。當然，在買這保險時，也要仔細的看清楚所買的保險是包括哪些項目，及所保的金額。 這次失事是個不幸的事件，但是萬幸的是飛機上的成員及民房內的居民，都無大礙，如果能藉著這件事讓日後租飛機的人，能注意到「保險」這件事，那麼這次失事也就不是那麼糟了。
今年十一月九號在我返美的那天上午，有一位媒體朋友，打電話給我，問我對幻象機失事的想法，因為她在八月間曾為我所寫的那本新書「飛航解密」訪問過我，所以她想請我以一位「專家」的身分來說一下，那一架飛機是因為什麼原因失蹤，失事。 我當時想她大概是因為我在航太界工作了一輩子，又寫了一本有關飛機失事的書，所以我就可以稱的上是一位這方面的「專家」吧，但是，在沒有任何相關資料的情況下，就發表對這次失事的看法及原因，絕不是一位真正的「專家」會做的事！ 我婉轉的告訴她，第一，我對幻象機不了解，其次，我所知道所有有關這次失事的事都是由媒體所傳播的，所以我不能做出任何評論。她聽了之後，並不滿意我的說法，繼續問我，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飛機的零件沒有定期更換，而導致飛機失事？ 那時，我開始了解她是已經有了答案，只是尋求我的背書而已，這是非常危險的情形， 不管我說什麼，她都有可能經過剪接而發佈一則不是我本意的「王立楨對此事的看法」！因為三十餘年前，我在紐約唐人街被CBS記者當街攔下詢問我對一件時事的看法時，就曾吃過這樣的虧（註）。所以，當下我沒再說一句話，而是立刻將她的電話掛掉，這樣雖然非常無禮，但是省下我一些日後為這件事再做解釋的麻煩。 目前在台灣這種「專家」似乎相當的多，在什麼事情都還沒有眉目之前，就可以說出一大篇道理，反正聽的人也不了解狀況，而即使真正知道真相的人大概也不大願意花時間去反駁，所以久而久之，那些人就真的成了「專家」，說故事的「專家」！ 八月份我回台灣時，剛好台灣的「福衛五號」衛星發射，也有節目請我去發表看法，當時我也因為對那顆衛星完全不了解，所以婉拒了邀請，後來在電視上看那些「專家」所說的話，我卻覺得其實我還真該去上那個節目，因為至少我可以說些「真的」衛星道理。 我寫的那本「飛航解密」，只是將一大堆專家所做出的結論匯集在一起，以一般人可以看的懂的簡易文字記錄下來，這並不表示我就是「飛航專家」，所以對於這次幻象機的失事，我除了對何子雨教官的失蹤感到當難過之外，並沒有任何的評論。 至於那架飛機為什麼失事，我想這得等殘骸找到之後，再根據黑盒子（如果那家飛機有這種裝備的話）的資料、戰管雷達資料、天氣狀況及殘骸狀況去研判，這需樣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但到那時一般人都不會在意那個結論是什麼了，因為這個失事案件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再重要，他們又圍著電視去聽那那些「專家」們說新的故事去了！ 註：那次我在紐約唐人街被CBS的記者當街攔下，並詢問我對一件時事的看法，當時我說：「I don’t think it is a good idea, because……」結果當晚在電視上所播的只是我對著鏡頭說「I think it is a […]
五十年前的十一月十一日，是一個極其平常的日子，國際上沒有重大的事件發生，台灣本島內也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情，所以那天對絕大多數的國人來說， 是不會在記憶中留下任何痕跡的一天。 但是，五十年前兩岸之間敵對的情形是相當嚴重，就在當年的一月，金門東北方上空就曾發生過一場空戰，在那之前烏坵及東引海域都曾發生過海戰，為了確保台澎金馬的安全，國軍是時時刻刻都在備戰，因為雙方之間的戰爭是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為了在下一場可能發生的戰事中獲勝，及保衛島內每一位國民的生命，軍人將所有的訓練都當成真實的作戰情況。而就是因為情況逼真，有些人在訓練中犧牲了生命。 以下的故事就是發生在五十年前的今天，一位飛行軍官在他生命中最後一天的行徑，他在一個尋常的訓練任務中失事，他完美的家庭就此破碎，但是，我們的國家卻因為他及他的同僚們不斷的備戰而更安全。 ＊ ＊ ＊ ＊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五點半。 天空還是一片昏暗。台中空軍醫院後面的安康一村裡已有許多戶人家開始一天的作息，那天雖然是星期六，但是在五十年前的台灣，週六還是要上半天班的，對於軍人來說，週末與平常任何一天是沒有什麼分別，所以每家的電燈逐漸的在那個空軍眷村裡開啟。 住在14號的關永華也在那時醒來，他輕輕的翻身起來，不想驚醒睡在旁邊的妻子玉玲，但是一向敏感的玉玲卻在他下床的時候醒了過來。 「起來啦？今天有任務嗎？」從小就在空軍圈子裡長大的玉玲，對於空軍中的用語是很熟悉的。 「今天沒有飛行，現在還早，你再繼續睡吧。」站在床邊正在將飛行衣穿上的關永華對著玉玲說。雖然說著沒有排飛行，但是在那個時期幾乎每個飛行員，不管有沒有任務安排，都是穿著飛行衣上下班，因為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緊急任務下達。 「也該起來了。」玉玲伸了個懶腰，由床上坐了起來。 「對了，今天是菊麗的生日，你下班的時候去給她買個蛋糕回來。」玉玲對著正在穿衣服的關永華說，菊麗是他們的大女兒，那天是她七歲的生日。 「那是當然，不用你說我也會記得的。」 隨著關永華穿上飛行衣之後，玉玲也跟著起來，她雖然不用上班，但是她每天固定的家務事卻是圍著先生與孩子轉的，隨著關永華的起床，她必須緊跟著起來替他張羅早餐。 關永華吃完早餐，抓起掛在牆上的飛行夾克，就要往外走時，突然像是想到什麼事似的，轉過身打開女兒的房門，躡手躡腳的走到菊麗的床前，俯下身去在菊麗的臉頰上親了一下，菊麗似乎被這輕微的動作驚醒了，她睜開惺忪的雙眼，看見爸爸正低頭在她的眼前，於是她伸手抱住爸爸的脖子，並輕聲的在他的耳邊說：「爸爸再見。」 這聲道別，將父女兩人此生的緣份畫下了句點！ 上午七點 八中隊每天的總提示正在作戰室裡進行著，作戰官正對著在座的所有隊員講述著當天全省的氣象，及中隊所安排的幾個訓練任務。擔任分隊長的關永華少校其實當天是被派到一批到水溪靶場的地靶任務，但是他為了不讓玉玲擔心，所以才沒說實話。 […]
一切又歸於平靜。 所有墓碑上的國旗在一個鐘頭之內都已撤光，空軍公墓內的那些一排一排似乎見不到邊的墳，又回到了往日的寂靜，前一天整個墓園佈滿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盛況不再，留下的僅是在網路上瘋傳的大批相片，及參與人士心中的回憶。 那天，在撤完旗後，我一個人坐在長亭下的石椅上，看著那些墓碑，又望著那逐漸蕭颯的天空，想著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緣份，竟讓我能發起在當今社會上引起如此大迴響的活動。 去國四十餘年，每次回國時，我都會到碧潭去，有時是與朋友同去，但是多半時候是一個人前往，去那裡不是為了戲水觀光，而是到那潭綠水邊上的山上，去憑弔葬在那裡的一千多位亡魂。 在那一千多座墳裡，僅有區區幾位是我所熟悉的朋友，然而，其餘的那些似乎陌生的烈士，我又是對他們的事蹟是那麼的了解，所以每次我站在那些墓碑前時，心中總會感到一絲莫名的悲傷，他們不認識我，但是我卻因為他們的犧牲，有了個安全的成長環境，更在我去國的四十餘年期間，讓我在想家時，還有個家可以回。 在當今社會上一片「去中國化」的風氣下，軍人因為是捍衛「中華民國」的關係，竟也遭到了池魚之殃，不但媒體極盡其能的找機會羞辱軍人，政客也想盡辦法來削減退伍軍人依法所領的退休俸，這種情形看在我眼裡除了讓我對台灣的防衛感到憂心之外，更讓我慶幸有一群堅信「國家、榮譽、責任」信條的軍人，在我年幼的年代肯捨身衛國，讓我能在安全的環境下成長。 五十年前當我在高中的時候，我是堅信著有朝一日國軍是會反攻大陸的，而在那個時刻來臨的時候，美國是會盡全力來協助我們的。但是，隨著歲月的增長，我逐漸了解國際上是只有「利益」而沒有「義氣」的，美國會利用台灣來牽制大陸，但是絕對不會為了台灣與中共翻臉，而「反攻大陸」只是一個凝聚國人信心的口號而已，因為那是一個「可以說，但不可以做」的事！ 當時的那群軍人，雖然沒有機會執行「反攻大陸」的大業，但是他們卻在那個口號下確保了台澎金馬的安全，而許多軍人卻在這個過程中為了那個崇高的理想犧牲了他們的生命。 為了不讓那些人的忠烈故事消失在碧潭的荒煙蔓草之間，同時讓更多的人了解那段歷史，我於幾年前開始在回國時帶領朋友們到碧潭的空軍公墓去追悼烈士，並將烈士們的故事說給那些朋友聽。 今年三月當我又帶著一群朋友去碧潭時，我弟弟王立綱律師也剛好在台灣，所以他就跟著我一起前去。聽完故事回來之後，他相當的感動，並表示我其實該可以對那些烈士們做更多的事，就在那時，他給了我到烈士墓前插旗致敬的建議。 我聽了之後，真覺得那是一個相當有創意的點子，不但可以表現我們對烈士們的懷念，更可以藉著這個機會凝聚有相同理念的人對軍人們的敬意，於是我立刻開始計畫這個活動。 沒想到這個計畫在網路上宣布之後，反應竟是相當的熱烈，不但大批的群眾表示要參與，前總統馬英九先生竟也主動與我聯絡，表示想參加這項活動，也就是在那時我知道這個活動已超出我個人可以主導的程度了，而且我在八月底即將返美，更是無法親自顧及這個行動，於是商請田定忠教官及何又新女士在台灣幫我統籌規劃這一個行動。 回到美國之後，我繼續用Line與田教官及何女士保持密切的聯絡，在這期間陸續有大鵬文教基金會決定捐贈這次活動所需的國旗，更有許多的朋友捐錢作為購買花朵及餐盒的費用，對於大家如此熱烈的支持，我實在是非常的感動。 在長榮航空任職的嚴玉麟教官也趁著飛到舊金山時，與我聯絡，告訴我他可以找十幾位同學在十月九日插旗的前一天，協助我完成插旗活動的所有前置作業，有了他的這項允諾之後，我一路為這件事而擔憂的心情才稍微踏實了些。 雖然擔心的事很多，但是由我十月六號返抵國門的那一瞬間開始，所有的事就像是有上蒼特別庇護似的，一切都進行的相當順利，就連天氣都是相當的配合，除了在八號那天進行前置作業時下了一場雨之外，其餘的時間都是豔陽高照，讓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在十月九日，插旗活動正式進行的那一天，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竟然有四百餘位朋友前來參與這個活動，而除了馬前總統之外，前國安會秘書長高華柱先生，前國防部長嚴明先生及前駐拉脫維亞大使葛光越先生，也都前來共襄盛舉，這使得那天的場面更加莊嚴。 在幾位貴賓完成象徵性的插旗之後，在十二位小組長的率領下，四百餘位朋友立刻進入墓園，將國旗插在每一位烈士的墓碑旁。而我在那時則帶著那幾位貴賓到十二位我特別挑選的烈士墓前，將他們的英勇事蹟說給那幾位貴賓聽，在關永華烈士的墓前，當我說到關烈士是在他女兒七歲生日那天殉職時，馬前總統臉上的表情頓時一變，他以哽咽的聲音問我：「他的女兒現在還好嗎？」我知道身為兩個女兒父親的馬總統，在那時是真正的體會到了一位軍人的殉職，他們所獻出的並不只是他們有形的生命，更包括了他們全家的幸福！ 那天下午及第二天，當我再回到墓園去向參觀的民眾解述那些烈士的故事時，我看著那一排排整齊的國旗，心中幾度激動的幾乎不能自已，那面國旗所代表的是中華民國，那些烈士為了確保「中華民國」的生存而犧牲了生命，在那面旗幟下成長的我，是有義務將他們的英烈事蹟傳播出去。 如今墓碑前的國旗已經撤去，一切似乎又歸於平靜，但是，我知道在許多人的心中，那原本被當下環境而導致的鬱悶心情，卻因這次的插旗活動，而開朗起來，因為在藍天下，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看起來竟是那麼的燦爛！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興今天在這國慶日的前夕，能有這麼多人，陪著我來向安息在這裡的烈士們獻上一面國旗，表示我們對他們的敬意。 其實，我原先根本沒想到這個活動會演變成這麼大的場面，當初我只是想找二十個人幫著我把這一千多面國旗，插在每一個墳的上面，沒想到梁幼祥老師在知道我的計畫之後，在他的網站上高呼一聲，所得到的反應竟然是這麼熱烈，所以我必須要找田定忠教官及何又新女士在台灣替我統籌、規劃與指揮這個活動，所以今天我必須要鄭重的向他們三位致謝。 這件事一開始就有人問我，為什麼會有來這裡插旗的想法呢？ 這個原因很簡單，因為我覺得沒有他們的犧牲，中華民國的國運，及在場每一位人士的命運，可能都會改寫。 這句話怎麼說呢？讓我用我所蒐集的資料來說吧。 我們都知道民國三十九年，是中共政權成立的第一年，那時「解放台灣」不僅是一個口號，而是有著實際的動作來配合那個口號，然而當時是我們的空軍成功的將那赤化台灣的企圖擋在海峽的彼岸，但是在這過程中有一百零二位空軍官兵在那年犧牲。政府遷臺的頭二十年間，是兩岸關係最緊張的時期，在那段期間有九百餘位空軍官兵，也就是說三分之二葬在這裡的英烈，是在那段期間殉職的，如果沒有他們力擋強敵，大家可以想像如果台灣被解放之後的情形嗎？ 我們這一輩於民國四、五十年代於台灣出生長大的人，雖然在兩岸敵對的情勢下長大，但是我們卻從來沒有聽過空襲警報，更沒有一天是在戰爭的恐懼下所度過的。 在我們享受著這安定與自由環境的同時，我們必須要了解世界上從來沒有白吃的午餐，更沒有廉價的和平，我們所享受的安定與自由的環境是有代價的。 台灣這六十餘年來安定、自由與繁榮的代價是什麼？ 請大家看看我們的四周，這一排又一排的墳，這一千兩百餘位埋在這裡的烈士，就是鞏固我們安定與自由環境的代價！ 為了捍衛「中華民國」，為了讓全體國民能在中共「解放台灣」的威脅下可以有個安全的生活環境，空軍官兵們日以繼夜的執行著保衛台灣的任務，一次一次的化解了侵略者來犯的野心，但是，不幸的有些人在執行任務的時候，在藍天中灑下了熱血，犧牲了他們寶貴的生命。 極大多數埋在這裡的人，都是相當的年輕，超過半數的人在殉職時還不到三十歲，我的好友金靖鏘由空軍官校飛行專修班二期畢業後不到半年就為國犧牲，他在殉職時竟然還不滿二十歲！我須要解釋他們的犧牲是為了誰嗎？ 這一千兩百多位烈士們殉國的方式不盡相同，有些人的屍骨未能尋獲，因此僅能將他們的衣冠埋在此地，然而，不論在墓碑下埋的是他們有形的身軀，或僅是他們的衣冠，但是我知道他們全家的幸福也而陪葬在那墓碑之下。 因此，我們放眼望去，每塊墓碑之後我們都可以看到白髮人送黑髮人的辛酸，年輕妻子喪偶之後帶著兒女在社會上打拼的艱辛，或是稚齡的兒女在成長過程中沒有父親呵護的悲情。 然而，在那些家庭失去摯愛的同時，我們的國家卻因為他們的犧牲，而得以繼續生存，全體國民也得以在這自由與安定的環境下生活。 英國首相邱吉爾在英倫之戰之後，為了感謝皇家空軍在那場戰役中對英國所做出的貢獻，說了一句名言，他說：「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如此多的人，對那麼一小撮人，虧欠如此多的情份！」 這也是今天我們這群人站在這裡的最大原因，因為我們要對埋在這裡的另一群人，獻上我們最大的敬意與謝意，我們要他們的在天之靈，以及他們的後代知道，中華民國有很多人，永遠感念他們，永遠不會讓他們的犧牲被人遺忘。 最後，我要引用一位前空軍少校飛行員朱偉明所寫的新詩來做結尾，因為我認為那短短幾句詩詞最能代表這些埋在這裡的烈士們的心聲，那幾句詩詞是這樣寫的：「當我戰死，折翼化作天邊一縷煙雲。祖國啊，祖國，我已獻出此縷忠魂！」
國慶日向烈士們獻旗一事，剛開始我只是想著如果能找二十人幫我的話，該可以在一個上午在每一個烈士墳前插上一面國旗，沒想到在臉書及田定忠教官的號召下，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有近兩百位朋友響應這個活動，看來那天早上在碧潭將會是相當的熱鬧。 據說有一些媒體的朋友當天也會到現場去採訪，我想這該是件好事，讓他們將這個活動報導出去，讓社會大眾了解有一些人，並沒有忘記那些長眠在碧潭的烈士們為了我們，為了全體國民所做出的貢獻。 由民國39年在空軍官校學飛時失事的宋明煇，到去年一月在美國飛F-16殉國的高鼎程，過去的六十餘年間一共有一千兩百多位因公殉職的空軍官兵，被埋在碧潭的空軍公墓，那些英烈的殉國方式也許不同，但是他們最終的目的都是捍衛中華民國最後的一塊淨土 – 台灣！ 如果以簡單的方法來算的話，這些年來平均每年有近二十位官兵為國犧牲，但是僅由這個數目很難看出那些人為了我們做了些什麼。 仔細分析那些英烈殉國的年代，我得到了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那就是這一千兩百多位為國犧牲的官兵中，竟有三分之二，九百多位的英烈是在民國39年到民國58年這二十年之間殉國的，而那段期間正是兩岸敵對情況最嚴重的時期，由這個數目我們就可以了解是誰替我們擋住了企圖「解放」我們的魔掌！ 那些長眠在碧潭的英烈們，大多數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健兒，他們在「反攻復國」的口號召喚下，投身軍旅，不是為了光耀門庭，而是個人英雄主義與時代使命的驅使，他們雖然未能完成反攻大業，但是他們的犧牲卻替島上的國人換來了一個安全的環境。 如今「反攻大陸」與「解放台灣」的口號都已成了歷史，兩岸成了「似敵非敵，似友非友」的尷尬關係，而在台灣社會上普遍「仇中」與「台灣獨立」的心態下，讓我每次回國時站在碧潭那座高聳的紀念塔下，看著那一大片見不到邊的墓碑，心中都會有著一股難以形容的痛，那些躺在那裡的英靈，他們才是該問：他們是「為何犧牲？為誰犧牲？」 儘管「這個國家」裡的許多人目前都已不在乎那些先烈為何而犧牲，但是今年國慶日的前夕，我們這群人將會到那些先烈的靈前奉上代表中華民國的國旗一面及鮮花一朵，因為我們了解他們是為了捍衛「中華民國」而犧牲了生命！ 而10月9日那天無法前去參加獻旗活動的朋友，如果在國慶日當天有空，歡迎您到碧潭的烈士陵園去看那壯觀的旗海，我也會在那天（十月十日）上午（9：00至12：00）再到那裏，向前去的友人們述說那些英烈的故事，讓我們一同緬懷那些英烈為我們所做的貢獻。 […]
